赤壁之战何人冒行兵家大患


文/黑白鲸
2006-



    赤壁之战前周瑜为孙权分析曹操诸多不利,“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我们都知道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告终,所以失败的一方——曹操,必然一无是处。而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算无遗策的军事家,会犯低级错误吗?

    ●曹操出兵东吴是否犯了战略错误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出兵南下荆州,他的战略意图不仅是要除刘表,而是荆、扬两州同时出兵,实现六合归一的理想。
    《三国志·魏书·赵俨传》记载,“太祖征荆州,以(赵)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硃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
    这七军的驻屯处在淮水与汉水之间,由章陵太守协调监管。赵俨这个人,虽然不是历史上的名将,但由于执法严明无私,当时很得曹操信任。于禁、张辽、乐进三将不和,便由赵俨协调。而章陵位置在今湖北今湖北枣阳,可见赵俨要再负责淮水东路曹军与荆州西路曹军沟通。
    赵俨督领“东路”交通荆扬,而曹操本人率“西路”南下荆州,所辖将领,见于《三中志》记载的,至少有乐进、徐晃、曹仁、曹洪、曹纯、满宠、李通等人。
    赤壁之战后孙权出兵合肥,在六安、皖县、舒县一带占山为王的袁术遗部陈兰、梅成、雷绪等人也起事响应孙权。而曹操一方张辽、于禁、臧霸也马上投入应敌,可见扬州曹军早已做好了配合荆州曹军南下的准备。
    刘备听从鲁肃驻在樊口后,望见东吴船军,第一反应是担心曹操的青徐军到了。这也说明曹军是东西两路从荆州、扬州一同南下。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中记载贾诩反对曹操得荆州后继续发兵东下,常有人据此认为曹操出兵东吴是否犯了战略错误。贾诩观点是:“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而裴松之认为贾诩的意见“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我赞同这种说法。曹操得荆州后,决定继续发兵攻打孙权,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最合理的选择。
    曹操在军事战略上的风格,是敢于冒险、迅速决断并积极行动,争取最大的利益。首先,如果就此息兵,刘备会逃到东吴与孙权结盟,长期与曹操对搞。其次,如果灭了刘备、孙权,刘璋、马超之辈则可传檄而定。而失去这一时机,日后再想廓定天下就是难上加难。再次,曹操打算对东吴的采取的方式是威慑战。发出檄书,治水军八十万众会猎于吴,就是要乘迅速收复荆州的机会,给予孙权集团强大的心理打击。

    ●曹操兵力与物资方面的绝对优势 

    曹操兵力,最经典的史料是周瑜为孙权所做的分析,周瑜认为曹操所领兵众根本不是他自称的“八十万”,“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
    有人认为,周瑜分析的“十五六万+七八万=二十三四万”是指曹操的全部兵力而不是投入荆州-赤壁战场的兵力。还有人毫无根据只凭猜测地认为,赤壁之战小规模遭遇战,曹操在赤壁的兵力只有追刘备的五千人。
    首先,从曹操总兵力来看,简单地说,当年黄巾改编青州军,既号称三十万(当然,实际肯定没有三十万),后来收编张绣,擒灭吕布,又增加了人马,收臧霸得泰山兵,消灭袁绍父子又收冀州兵。当然,分析曹操兵力的具体来源和数字,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做为现代人,因为史料有限,也无法准备地统计出来。但曹操“大军八十万”的说法能让绝大多数东吴人不产生怀疑,说明曹操征战一世,多得降卒,曹操拥有的全部兵力远远多于二十三四万。
    其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 这里的“数十万”显然指的是南下曹军与荆州军之合,且“数十万”之称,至少是二十万以上。
    再次,《三国志·吴书·诸葛恪》载,诸葛恪在其《北伐论谕》中提到:“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 依此南下操军与荆州军相加应是四十万。这时赤壁之战刚过去二十年,诸葛恪的分析应比较准确。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九·二八》说曹军中“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这样算来南下曹军总数也是三十余万。
    再次,周瑜做为东吴高级将领,与孙权分析敌军兵力,分析曹军总数没什么意义,他只能也必须分析曹操南下兵力。周瑜的分析可能是属实的,也可能稍稍隐瞒曹军人数,因为大战在即,他的目的是坚定孙权的抗曹决心。
    总之,赤壁之战期间,曹军兵力的准确数字无从考证。但在众多史料支持下做出估计,整个荆州的曹军数量(含荆州军数量,荆州军号称十万,能用战场上的可能只有七八万),至少是周瑜估计的二十几万,或者三十几万。
    那么,投入赤壁场战的曹军又是多少呢?显然这二三十万人不会全在赤壁战场。曹操要分派兵力留守荆州各地,如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征南将军曹仁守江陵。不过,这些留守部队也是赤壁前线的生力军,也可能根据战况随时调往前线。因此,说赤壁战场的曹军只有四、五万,二、三万,是没什么任何史实根据的。
    而在物资方面,比其曹操以往的出征相比,曹操这次的补给情况称得上“优越”了。
    舟船方面,曹操获得了刘表的全部船具。陆机在《辩亡论》中写道,“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这里提到的邓塞,就是刘表的水军基地,樊城以北的邓塞山。《元和郡县志》记载“三国魏常于此装舟舰以伐吴”。
    粮食方面,曹操得了江陵,有了充足的粮秣。江陵是刘表经营多的年军用物资屯积地,“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直到曹操赤壁兵败北退,江陵的粮食还没有用完。周瑜与刘备联合攻打南郡时,刘备就曾对周瑜说,“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
    不仅如此,曹操占领荆州,拥有水军和长江水道,给物资运输带来极大的方便。补给问题一直是曹操的最大的困扰,在官渡之战期间还发生过运粮兵哗变。而这次曹操用了极佳的物资补给条件,他能不选择一鼓作气、进伐江东吗?
    不过曹操有个大不利,就是的马草问题。人的粮食解决了,但因为季节原因而缺少马饲粮。周瑜对孙权说曹军“又今盛寒,马无藁草”,周瑜在这里不谈人无粮,却谈马无草,这才是问题关键。没有马草,就严重地影响了曹军骑兵战斗力的发挥。


    ●政治保障与内部策反

    曹操出兵荆、扬之前,先做了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建安十三年曹操借故杀害反曹派的旗帜孔融,吓唬住皇帝和大批反对者,然后为自己某得丞相一职。这样就更坚固了“动辄以朝廷为辞”的正统地位,难怪稍有动作,荆州刘琮请降,而东吴也是降声四起了。
    建安十三年以前曹操就注重荆州内部的分化工作,刘表部下大多为亲曹派,蒯越、蔡瑁、韩嵩之类亲曹人士对刘琮决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对东吴也是同样,与主降势力积极联络,计划发兵南下的同时,派出汉使刘隐与孙权党兄、豫章太守孙贲接触,给孙贲官职“征虏将军”。孙贲的女儿早先嫁给曹操儿子曹章,此时孙贲还想把儿子送到曹操那里做人质,在孙家老臣朱治的及时劝说下才作罢(见《吴书·宗室传》和《吴书·朱治传》)。
    曹操还煽动丹杨(丹阳)郡的山越的大叛乱,可见《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十三年,“是岁,使贺齐讨黟、歙,”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建安)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这些史料单个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而综合起来就见其端倪。这表明,建安十三年,丹杨山越渠帅费栈叛应曹操,并煽动支党金奇、毛甘起事于歙县,陈仆、祖山起事于黟县。为此孙权派出陆逊、贺齐等讨伐。

    综上可知,曹操发兵南下,政治上准备充分,战略上策划周密、东西呼应,实力占绝对优势,还充分调动敌方主降力量。赤壁之战失败的结果不能否认曹操战略谋划的老道高明,曹操取得荆州后继续东下扬州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是积极正确的。曹操可能有些骄傲情绪,但决不会骄傲轻敌导致错误的决策。正如裴松之说:“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周瑜的非常规冒险决策

    实际上,相比曹操,更“冒行兵家大患”的恐怕是周瑜。
    兵力上,周瑜向孙权要五万,但孙权不肯给,理由是“五万兵难卒合”。孙权还很感人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而这三万人也是个虚数,《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周瑜、程普“各领万人”,可见总兵力仅两万余。这“各领万人”,不是指周瑜、程普各自的私兵部曲各万人,而是两人各已辖领的全部兵力。
    大将拥兵在外,孙权难免不放心。明知程普不服周瑜年少而位居其上,却要令程普与周瑜共领兵,玩的是平衡。两帅不和,很可能导致将领分成派系。可以推测,韩当、黄盖与程普都是孙坚旧将,他们很可能听从程普,为“老将派”,凌统和甘宁有家仇,可能也加入本派。而周瑜可能与吕蒙、吕范、周泰、甘宁为“少壮派”。因为吕范、周泰与周瑜同为孙策时期事吴的将领,吕蒙当时也是孙策武士,后被孙策提供携领兵。甘宁此时从荆州投奔东吴只有几个月,并且是“周瑜、吕蒙皆共荐达”。
    好在周瑜、程普都忠心耿耿,知道主上虽然耍点小心眼但还是拿自己当生死不逆之臣。加上周瑜折节容下,程普自相亲敬,也没出大乱子。
    而作为友军的刘备,也是兵力少的可怜。而刘备的兵力,诸葛亮对孙权说,“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有很大水份。
    刘备在长坂,“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而关羽领水军由汉水南下,在汉津与刘备会合。关羽南下过程中,曾在寻口被乐进、文聘追击(见《文聘传》),其剩余人众能有多少?加上失散战士又找到夏口来,也绝不会达到以万来计的数字。
    而联盟之中,双方都是既想利用对方,又想在联盟中为自己捞利益,同时又都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刘备派出诸葛亮向孙权求援时,就事先和孙权打招呼要三分天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引注《江表传》记载,刘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刘备并不诚心与周瑜联兵抗曹,随时做好退逃的准备。
    吴军不足三万,刘备、刘琦军不足两万,临当数倍曹军。兵少主疑,两帅不和。后方主降人士与曹操联结,山越为乱。长江与曹操共之,非可守之险,曹操已得荆州水师,舟楫不弱于东吴。此四数之者,皆用兵大患,而瑜皆冒行之。
    这种众寡悬殊、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东吴绝大多数人主张迎降曹操,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吴主传》中有“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鲁肃传》中有“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可见主降的是“诸将”,是众人,绝非《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文主降吴主战。”
    周瑜、鲁肃这样野心大的人,力主迎战,史称“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周瑜能言巧辩,战前之议,“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浩气冲宵,先从道义上感染孙权,而后历数曹操用兵之患,用事理说服孙权。但这不能改变东吴更加不利的实事。
    不仅如此,周瑜的信心也是亘古未有,刘备嫌周瑜兵少,周瑜却说“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这种信心,如《孙子》所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如果人人已见可胜之理,则此战已失可胜之机。众人眼里看到的是必败,鲁肃为了孙权利益主张一拼,而周瑜却看到别人看不出的必胜。苏洵《几策》中也说:“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周瑜主战之谋,看似以身犯险,却正是这“宏远深切之谋”。
其实,战争做为一种破坏性活动,必以破坏性、偏离性见长。《孙子》云“兵者诡道”,违犯常规就是用是用兵的规律。周瑜在用兵风格上很象曹操,同样是敢于冒险、迅速决断并积极行动,争取最大的利益。甚至在细节作风上,两人都有相似处,比如曹操火奔袭乌巢和周瑜救夷陵,都是放弃主营而亲自领兵执行重要任务的大冒险。也都擅长攻击敌人的弱点、必败之外,“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孙子》)
    不知道江东后起之秀与自己惊人的相似,可能是曹操的一大失误。
    而孙权联军最后的施火,看似天机时为人谋。
    天侯与诈降,二者缺一不可。对黄盖的诈降,以曹操的机谋是不可能完全上当,只有趁着曹操将信将疑的时候,将觉察未觉察的时候,利用这点间隙发动突袭。周瑜的选择十分冒险。曹操发兵东下,也是很冒险的,但周瑜力主抗曹更为冒险,因为曹操有退路,而周瑜没有退路。
    周瑜采取积极大胆的攻势战略,犯兵家大忌,无可凭之险,暴师与长江上,挑战看似不可战胜的曹操。并且任之于势,因势利导,使敌军的优势完全不能发挥,出奇胜利,迅捷无常,难怪孙权说评价周瑜“胆略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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