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兄弟风雅当世虎帐谈兵歇


文/黑白鲸
2006-10-15

 

    正史《三国志》记载周瑜“精研音律”,“曲误必顾”,以至江东童谣盛传“曲有误,周郎顾”,使得周瑜儒将风雅的形象有了历史根据。 周瑜擅乐道,孙策则擅棋道。《吕范传》中记载孙策与吕范从容对弈,吕范借机要求孙策授任自己为门下都督,整顿纪纲,肃睦三军。虽然《三国志》简单的记载并不能说明孙策下棋水平,但在围棋界的史料中,“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是中国流传下来最早的棋谱,谱中显示了孙、吕二人的精淇棋艺。
    在近世,“琴棋书画”几乎是上流社会风雅情操的代名词。而在古代,主流文化对与琴与棋的评价是大相径庭的。爱琴与爱棋,恰从一个侧面显露了周瑜与孙策的差别。
    古琴虽只是一种乐器,但古圣先贤们对它有种特别的看重,上升到了宣道治世的高度,赋予它类于天道、合于天象、“通万物协四气”、“穷变化通神明”的形而上的意义。尧舜禹汤、西周诸王均通琴道,而孔子备王道、成六艺、兴礼乐,将“乐”列入六艺之一。因此在古代琴是“道德素质教育”的手段之一。 也可能有了这种借口,古圣先贤们都“纵容”自己对琴的迷恋。《素琴传》记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辍。”“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
    琴被儒家文化推崇,而棋却是儒家文化所反对的。孔子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亦有博弈者乎?”而孟子甚至将下棋列入五种不孝之一,“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 除了不孝、不务正业外,围棋的对抗性、攻击性与儒家倡导的仁爱和平是相悖的,不仅如此,下棋的技巧与战争谋略有相似之处。因此,对棋的贬低一直维持到唐代,唐代时还有“握槊、弈棋居下品矣”的说法。不过,将握槊、弈棋相提并论,虽然原义是污蔑,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棋的军事作用的重视。据说在唐代以前,辑录围棋著作都归入兵书类。
    棋一直被当作有失道德体统的娱乐手段,其兴盛,也恰是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也许正应了“天下大乱人心不古”的说法。既便到了汉代,反对下棋仍然是正统观点,西汉贾谊就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失礼归失礼,名士们却越来越爱下棋。有史可查的,魏国曹丕、王粲,蜀国费炜,吴中孙策、吕范、诸葛谨、陆逊都是围棋爱好者。东汉班固崇尚棋道,主张下棋的人要有“苏、张之姿”、“夏禹治水之势”,这正应合了名士们身外乱世以纵横权谋服务各方霸主的需要,也许这就是棋道盛于三国的原因。
    琴与棋这两个东西,在唐以前的传统道义分别将它们归为正与邪。而在民间则共同地意味着风雅情趣。而从孙策、周瑜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与文化环境来看,琴道与棋道正与他们的家庭、身世不同的标志。周瑜出身江北世族,累代公卿,自然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而孙策,从父亲孙坚开始就是以战功得富贵的暴发户。孙策以武力定基江东,孙权继承了对江东的统治并靠武力得以发展。因此孙氏江东政权较之曹操、刘备的“先天不足”就是缺少正统性,缺少旗帜的标榜。当然,缺少正统性,就会有鲜明的叛逆性。
    周瑜是否擅长下棋已是不得而知。既然史书上对周瑜的音乐修养大书特书,而从未提到下棋,暂且将两这兄弟分别归为琴道和棋道。
    棋道造就了孙策的叛逆性格、领袖素质,使他具有独断果敢、誓在必得的作风以及过人的军事谋略。
    琴道造就了周瑜的儒雅、士谟,使周瑜具有儒家思想影响下重全局、重平衡、重道义的谋略作风。比如周瑜赤壁主战,先打出“为汉家除残去秽”的口号,使此战出师有名,也把握着汉祚正统与东吴发展的之间分寸。“饮醇自醉”的心胸,自然更离不开琴的熏陶。而周瑜出谋划策,一贯大胆进取,富有浪漫气质,也与其性格中的音乐激情有关。
    所谓“曲误必顾”,注意其中一个“必”字。而且,“顾”意味着一种暗示,不是“曲误必校”、“曲误必纠”,而是温和的“顾”。这是一种不能容忍错误违规、又不忍心扰乱曲乐,于是眼神暗示的含蓄作派。对待音乐的中规中矩的,足以体现周瑜儒雅温润的性度。而遇到孙策,却使周瑜本性中的叛逆得以发挥。从孙策的角度讲,重用周瑜以及张昭、吕范等江北名贤,以及张纮等吴地儒士,为他草创的东吴基业带来稳定性。这是琴道与棋道的相互融合,相互利用。总之,两位“总角之好”的异姓手足,在共同创业生涯中,所做所为相对中央政府(实际在曹操把持下)是叛逆的,是“政治理想上有叛逆性,行为却严守传统道德规范”(网友徵音语)。而两人的才智谋略和少年人贪玩活泼,也从琴棋中得以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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