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蜀”为何从周瑜遗疏中消失


文/黑白鲸
2007-05-26


问题之一:周瑜遗言那个版本最“原始”?

    周瑜的遗言有两个版本——《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本传的“遗疏”和注引《江表传》的“遗笺”。 现分别摘录如下:

    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原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

    江表传载:初瑜疾困,与权笺曰:“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两个版本,哪个更接近“原始资料”?本人认为,以下几个论据可支持“遗笺”更真实:

    1、“遗笺”使用骈骊体,符合当时士夫们的行文习惯。
    2、司马光做《资治通鉴》选择了“遗笺”。
    3、“遗笺”内容更符合立笺人当时的心情。
    尤其是对孙权个人的劝谏,“遗笺”比“遗疏”含蓄得多。“遗疏”中说:“原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这表明周瑜对孙权的透彻了解——国家未定,孙权已先图康乐,偏安之君的格局已经暴露。而“遗笺”中,则格外委婉,“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这才更象臣子对君主的劝诫。
    4、“遗笺”记载在《江表传》的补遗中。
    陈寿在做《三国志》时,资料并不充分。而经过多年的沉淀,到裴松之作注时,可得材料已比较全面。此笺如果缺少可靠性,裴松之不会采用。而疏、笺内容的相似,互相了证明了对方的可靠。内容更详细、令人读之身临其境的“笺”,很有可能来自东吴的“国家档案”,甚至是周瑜的亲笔。
    5、“遗疏”没有提到“取蜀”计划。
    《三国志》正文中,周瑜死在为取蜀而回江陵备行装的路上。在交待后事时,周瑜不可能对这么大的事情只字不提。所以,“遗疏”很可能是经过史家修改的,也就是史家面对“原始资料”,根据自己的著史意图和行文上的方便进行了修改。

问题之二:“取蜀”为何从周瑜遗疏里消失?


    疏、笺在内容上最大的不同,就是遗疏对取蜀一事只字未提,这种对原始资料的改编,足见史家有意设法抹杀周瑜取蜀的计划。
    抹杀的原因,一则可能源于晋代一些人士的亲蜀思想。陈寿本人原为蜀人。两晋时期,一些士大夫们也有可能借赞誉蜀汉来表达对司马氏的仇视。如习凿齿著《汉晋春秋》时,放弃当时流行的以魏为正统的作法,推尊蜀为正统。习凿齿还对周瑜、鲁肃二人臆断为“小人也!”这是因为,周、鲁二人对孙权的忠诚,不能与诸葛亮对先主的忠诚相提并论。
    二是对周瑜本人的嫉妒。陈迩冬《闲话三分》中说,“这个人,对孙氏忠,对朋友直、谅,划策有绝招,风头足,名声好,立功太骤,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心。就是当时的友方刘备,敌人如曹操,也说过中伤周瑜的话。”“平明眼的看官,你想,曹刘两雄,尚且如此,他人更无论矣!”
    妒瑜人士、蜀国遗民及史学家,三者共同形成一股势力,试图抹杀掉周瑜未能实行的取蜀计划 。而陈寿只不过是一个执笔者。幸好裴松之采用了《江表传》的遗笺,有助于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容。
    在《三国志》成书的晋代,“取蜀”就从周瑜遗疏消失了,这也许是世人对周瑜的“磨灭工程”的第一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出于群,众必非之。经历朝历代,“磨灭工程”契而不舍,难免不形成《三国演义》的中被歪曲贬低了的周瑜形象。



问题之三:抹杀“取蜀”对后人读史有何影响?

    疏、笺看似内容大体无二,不过是“遗疏”中抹去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一层意思而已。然而,少了这么小小一笔,对后人读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甚至可以大胆设想,“遗疏”对“取蜀”的抹杀,很可能是罗贯中《三国演义》周瑜“假途伐虢”这一情节的灵感来源之一。
    而在《三国演义》的草期蓝本、更平民化的《三国志平话》中,周瑜取蜀是认真的,没有“假途伐虢”的打算,而是进军途中受到蜀将的前后堵截——当然,这也于史实不符,显然是借正史记载中孙瑜取蜀被蜀汉堵截的记载而改编的。
    实质上,所谓“周瑜取蜀是假、打着取蜀的旗号消灭刘备是真”,不仅小说这么写,这也是一部分史学家的观点。《三国演义》较之《三国志平话》,是更为知识分子化的小说,更多地从史家的观点中汲取营养。而究竟是《三国演义》的“假途伐虢”影响了史家?还是史家的推测影响了《三国演义》?最有说服力的是二者互相影响。因为《三国演义》的成书,和三国史学尊蜀观点的形成,是一个几百年来互动的过程。
    自宋以后,“蜀本位思维”在人们研读三国历史时逐渐占据主流,如果本身有这种思维定势,读史又不细,不擅综合思维,在读到周瑜“遗疏”时,就会形成这样的认识:
    1、曹操的强大使得东吴不得不重视刘备的力量,选良将镇抚修好。周瑜在临死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鲁肃的正确,所以把身后事托付给鲁肃。(因为周瑜的“遗疏”的中心思想是推荐鲁肃,丝毫不存在对取蜀大业未成的遗憾。)
    2、既然周瑜在临死前,自己都不谈“取蜀”了,就更支持人们“周瑜假意取蜀真图刘备”的想象了。
    实际上,抛开旧小说的影响,周瑜“假途伐虢”一说,在历史上找不出任何根据。首先,当时孙刘双方仍为盟友,周瑜虽然提出过软禁刘备的计划,但该计划的目的是“挟刘备以令关张”。以当时的形势,周瑜没有必要与刘备开战。其次,《三国演义》中说周瑜“假途伐虢”目的之一是夺回被刘备抢走的南郡地盘,然而在历史上,南郡当时本为周瑜所控制,反倒是刘备低三下四地向周瑜、孙权要地而未果,周瑜就更没有“假途伐虢”的必要了。


问题之四:“遗笺”的未尽之意又如何?

    很多“遗疏”未能体现的东西,含蓄地蕴藏在“遗笺”中,周瑜最后的过人之谋,也暗藏其中:
    ——对于取蜀,“遗笺”说道,“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这暗示孙权:目前正是取蜀的时机,我死了不要放弃取蜀。
    ——对刘备,则提醒孙权注意防犯:“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比之遗疏的“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更多强调刘备的为人禀性,提醒孙权多防备,对未知的将来多留心。
    实际正如周瑜所预测的那样,孙权吃亏上当之后,才知道后悔,才认清刘备。
    这“遗笺”堪称对当时大势的总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箴言。然而,为什么看起来周瑜话没有说尽?他不直接表明对刘备该怎么外置,也不直接谈对刘备“借地”的看法,只是向孙权推荐鲁肃呢?
    孙权虽然对周瑜“言听计从”,但周瑜知道自己死后,孙权对刘备认识不足,不能如自己一般微妙地把握与刘备集团的关系——要么会一味折节求好,要么就偏向强硬。而不管偏向哪一边,都会危害孙吴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影响以及孙吴集团的取蜀扩长。唯一的补救,就是选择鲁肃做继承人,凭鲁肃与刘备集团的友善,能保证联盟的良性发展。
    而孙权却只让鲁肃继承周瑜部曲和奉邑,没有给予鲁肃南郡太守的职务。孙权这一决策,直接的后果是不得不让地给刘备,间接的后果提孙刘失和。
    程普传中说,“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可见,周瑜死后,过了一段时期,孙权才把南郡借给刘备。如果由鲁肃自己来当南郡太守,鲁肃还会主张把自己的辖区借给别人吗?可以推测,程普是纯粹的军人,不擅长外交,驻在南郡,与刘备矛盾日益激化。在东吴不能控制荆州局面的情况下,孙权只得让地给刘备。
    孙权用人而疑,用鲁肃、程普两人分化周瑜在世时的权力,导致最后割让领土,还为日后同盟分崩留下伏笔。
    这“遗笺”有多少未尽之意——比如对孙权、对刘备的了若指掌,比如对身后事的了若指掌——却不能明言……
    裴松之未识其意,只得异而呼之:“案此笺与本传所载,意旨虽同,其辞乖异耳。”
    可叹瑜之深意,又几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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