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库共享】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主东吴)2014年9月修复部分链接失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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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共享】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主东吴)2014年9月修复部分链接失效资源~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8:43 pm

一、基础书籍
裴注《三国志》是最基础的史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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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也是研究三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 网上有拍照未点校版的,现在上海古籍已经出版了经过系统点校的集解实体书,网上总是缺货,而且一套下来价格不菲~但还是值得一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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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全面综述的现代书籍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何兹全、张大可、马植杰、吕思勉等的书,每个人感情倾向不同,细节和观点写得可能都有些差异,可做读史书同时的参考书籍。如果说行文通俗幽默,大众喜闻乐见滴,哪怕你再批判,那还是易中天的《品三国》。

张大可:三国史研究.pdf(张大可还有一本《三国史》的书,爱问共享也有,但个人觉得这个三国史研究比那个好)

三国史(何兹全).pdf

三国史话(吕思勉).pdf

三国史(马植杰).pdf

2012年10月追加书籍:《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作者:饶胜文

以上书籍都收录在下面百度网盘的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及现代书籍目录下,欢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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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网盘】★三国及历代地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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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网盘】★三国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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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网盘】★中国古代文史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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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网盘】★三国现代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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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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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8:56 pm

二、学术论文等选摘

王永平先生论著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见本帖楼下)

论诸葛恪(见本帖楼下)

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 (见本帖楼下)

(以下只提供链接)
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建安已有)
viewtopic.php?f=1&t=229

孙坚吴夫人事迹考(见本帖楼下)
阅读地址 论文天下: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8359324.1/

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
阅读地址 论文天下: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4902297.1/

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阅读地址 论文天下: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7862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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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先生论著

《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djvu (强烈推荐,内含对三国魏、吴兵制的系统论述)
网盘共享 http://pan.baidu.com/s/1i344JHj

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pdf(出土吴简研究,这本书偶买了~)
网盘共享 http://pan.baidu.com/s/1dDncdih

东吴屯田制略论.pdf
网盘共享 http://pan.baidu.com/s/1mgHVQHi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pdf
网盘共享 http://pan.baidu.com/s/1CQ7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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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诗铭先生论著

三国人物散论(这是方诗铭的经典了)
网盘共享 http://pan.baidu.com/s/1dD5sRVN
中国历史纪年表
(必备工具,中国历史纪年表有很多人弄过,但我认为方诗铭这版看起来最清晰,有些excel版的看起来反而很乱)
网盘共享 http://pan.baidu.com/s/1kT7i6HL

三国人物散论——东吴部分(建安已有)
viewtopic.php?f=1&t=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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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论著

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pdf
见【百度网盘】★三国现代书籍系列 http://pan.baidu.com/s/1qW8unQO

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建安已有)
viewtopic.php?f=1&t=266

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与暨艳案部分选摘(建安已有)
viewtopic.php?f=1&t=184

论孙吴政权中的南北士人(附田余庆、祝总斌先生批语)(见本帖楼下)
作者:韩树峰 
最后由 兴平建安 编辑于 周六 2月 25, 2012 1:45 pm,总共编辑了 2 次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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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02 pm

其他待补充编辑:

《三国志》裴注研究(见本帖楼下)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 (见本帖楼下)

三国吴兵考(见本帖楼下)

三国人口辨析(见本帖楼下)

预留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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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07 pm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作者 王永平
原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作为颇有作为的一代割据君主,孙权在选择继嗣这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先立长子登,又宠遇三子和;登早逝,和得立,权却大力扶持四子鲁王霸,以致“二宫”并立,朝臣分化,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孙权长期不立后,“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而其根源则在于出自寒门的孙权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对抗。经过“二宫构争”的较量,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孙氏皇权虽表面上得以强化,但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扬州225009
【关键词】:孙权;陆逊;立嗣;寒门;世族
【分类号】:K236.3
【DOI】:cnki:ISSN:1008-264 6.0.2003-01-003

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三国志》”部分有一则札记说: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这便指出了孙权借废立太子之名,对大臣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惊。确实,汉魏之际,不少统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争,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袁绍、刘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争最为著名,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过,人们对孙权立嗣问题却知之甚少,以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论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就孙权立嗣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和斗争略作考论,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状况下,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某一王朝的兴衰,因此倍受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的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便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资子贵。”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因爱立嗣,从而引发纷争。一般说来,统治者在嫡子继承的原则下,应尽可能早的确立继嗣人选,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应该说,这一理论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历代统治者虽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先圣教诲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孙权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在同书《妃嫔传》末陈寿又评曰:《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在这里,陈寿指出孙权统治后期“嫡庶不分,闺庭错乱”,以及由此造成的“殃流后嗣”的严重危害。验诸史实,陈寿所论确不为虚。
应该指出,孙权早年是很有作为的割据统治者。在立嗣问题上,当初他也比较清醒。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吴主五子传》,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然诸子皆非一母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孙权又长期未正式立后,故诸子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别,而只有长幼之分。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孙登传》便称“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其中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谢景、范慎、刁玄和羊衟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从这份名单看,东宫僚属皆为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孙权又先后以名儒程秉和征崇为师傅[1],又一度令江东世族代表陆逊“领宫辅留事”,辅佐孙登。在他们的熏陶下,孙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根据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孙登是一位极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在其传末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2]验之史实,这些评价皆恰如其份,并非誉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登并未能登大位,赤乌四年(241)年仅33岁的孙登病卒,这对孙吴政权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过,仔细检索史实,我们似乎又觉得孙登之早死,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有迹象表明,孙登死前,其继嗣地位已不太稳固。《三国志》本传注引《吴书》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和传》则载和“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注引《吴书》则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权之爱和显然有过于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确表示:“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3]初见这几条记载着实令人惊讶:如果孙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废黜。难怪叶适不无忧虑地说:“孙权暮年,骄惰猜险,祸成骨肉,登亦幸早死,未知父子之爱竟能始终否。”[4]确实,如果不是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孙登是绝对不会“常有欲让之心”的。这也就是说,孙权宠爱次子孙和,并有意以之代替孙登。
何以如此?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孙权“嫡庶不分,闺庭错乱”。根据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孙登虽为权长子,但仍有身份上的弱点。据《三国志•孙登传》、《吴主徐夫人传》,登生母“庶贱”,由徐夫人母养之,后徐夫人以妒废处吴,“步夫人最有宠”。故登将拜太子时,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问:“卿母安在?”登答“在吴。”权默然。孙权不立徐氏为后,这使孙登的地位始终不稳定。故清人何焯就此指出“有防微之虑者,当在此时。”[5]后孙权意以步夫人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6]这表明徐氏与步氏之间争后持续时间甚长、斗争甚为激烈。支持徐氏者主要是儒学朝臣,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维护太子登的合法继嗣地位。而孙权则不重儒家礼法,意欲因爱立后。汉魏之际礼教松弛,不少统治者都如此,其中最著名者当然是曹操父子,孙权也如此,正如何焯所说:“三国之君皆不知正家,纳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权晚年所以继嗣不定也。”[7]在徐氏与步氏相争过程中,孙权尚有理性,没有演化成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步氏无子,此后步氏逐渐失宠,王夫人取而代之,王氏有子孙和。这样形成了步氏与王氏相争的局面。随着孙权年龄的增长,理性日衰,终于在新一轮后宫斗争的刺激下,促成了统治集团内严重的政治斗争。


二、“二宫构争”:太子和与鲁王霸之争
孙登既死,次子孙虑又早亡,故得宠的三子孙和在赤乌五年(242)便顺利地获得了太子位,并且完全合儒家长子继承的学说。据《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孙权既宠爱孙和,也很注意对他的培养,令名儒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注引《吴书》也载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和立为太子后,以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名士为侍从。从有关记载看,孙和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与儒学士大夫间的交往甚为融洽,因此,孙和是孙登之后最合适的继嗣人选,早年支持孙登的儒学士大夫便逐渐聚集到太子和周围。
但是,仅仅八个月后,孙权便自己制造了新的继嗣斗争和危机。赤乌五年八月,孙权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8]又据《三国志•孙和传》注引《通语》:“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这样,在孙权的支持下,鲁王霸地位上升,形成了夺嗣之势。由于孙和、孙霸兄弟地位相当,于是朝臣也随之分化,形成了太丨防和谐丨子党与鲁王党两大阵营,相互倾轧。经过大约七八年的残酷斗争,孙权隐约感觉到了统治的危机,他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有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矣。”[9]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黜孙和,并赐鲁王霸死,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在此过程中,支持太子和的朝臣多受到谴责、流放甚至诛杀,鲁王霸集团中也有多人被杀,两党斗争终告一段落。这次围绕太子和与鲁王霸争嗣所展开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危害之重,实在是历史上所少见。孙权虽然暂时以断然之手段平息了“二宫之争”,但其遗患则难根除,太元元年(252)孙权病死,孙亮继帝位,然亮仅十岁,年幼无知,只能成为权臣操纵的傀儡,以致孙吴政权终于在日益恶化的政治斗争中不断陷于衰没之境。

关于孙吴“二宫之争”,不少旧史家觉得难以理解,一味斥责孙权晚年昏愦,如刘宋时裴松之便在《三国志•孙和传》中注曰:“臣松之以为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孙权昏愦固然甚矣,但关键是要分析他这样做的原因。根据文献记载,导致“二宫构争”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孙权之“嫡庶不分,宫闱错乱”。前已论及孙权不守儒家礼制,重色轻德,久未立后,以致引发了徐夫人与步夫人争后,并危及太子登地位的严重事态。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丨防和谐丨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这是孙权轻视礼法、轻德爱色的典型事例[10]。然步氏拖延十余年终未能立后,其因主要有二:一是年老色衰,孙权移情;二是步氏无子。步氏之后最受孙权宠受的是王夫人。王氏乃琅邪人,“生和,宠次步氏”,特别是孙和立为太子后,“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11]显然王氏与步氏争宠后来居上。步夫人生有二女,长女名鲁班,先嫁周瑜子循,后改嫁全琮,故称全公主;次女名鲁育,先嫁刘纂,后改嫁朱据,故称朱公主。孙权对二人十分宠爱,尤其是长女出入宫闱,关切政治,颇有野心。她因母步氏受到太子和母王夫人的排挤,因而怨恨孙和母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根据有关记载,全公主在“二宫构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国志•吴书•孙亮全夫人传》载:
全尚女也。从祖母公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
又同上书《孙休朱夫人传》:
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
又《孙和传》: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又《孙和何姬传》:
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
由以上四段记载,可大致看出全公主与孙和母子结怨及施以陷害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从孙吴宫廷斗争的角度看,全公主在“二宫构争”中是一位关键性人物。而孙氏宗室的一些野心家如孙峻等人则聚集在全公主身边,兴风作浪,孙亮継位后,他们一度操纵大权,全公主夫家全氏“侯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12]孙权之“嫡庶不分,宫闱错乱”,酿成如此严重的政治危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三、“二宫构争”中两派的主要成员及其倾轧
上文从宫廷斗争的角度,考述了孙权在立嗣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便不能把握这一斗争的实质。也就是说,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中的根源在于孙权与儒学世族的矛盾与冲突。在“二宫构争”过程中,其波及范围远远超过了宫廷斗争,广大朝臣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个集团,并进行了残酷的倾轧。元代史家胡三省便指出:“和、霸之隙,亦两宫僚属交构以成之。”[13]关于两大集团的主要成员,《三国志•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记载:
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殷基所记是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致可见出两派的阵营与对立。另据《三国志•吴书》及裴松注等史籍,两党人物远不止这些,下文对可考之两派人物的情况略述如下,以便于进一步地论述。首先考察太子和党
陆逊,据《三国志》卷五八本传,吴郡吴人,其宗族“世江东大族”,为江东儒学世族的杰出代表,官至大将军,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长期执掌上流之军事,顾雍死后,他又兼领丞相。在孙权立嗣问题上,他遵守儒家礼法,先支持孙登,后支持孙和,态度很坚决:“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逊反对全琮父子阿附鲁王,“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时,逊上疏曰:“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不仅如此,逊“书三四上,又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随着斗争的激化,孙权将支持太子和的大臣多加流遣、诛杀,又“累遣中使责嚷逊,逊愤恚致卒。”
顾谭,据《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谭乃江东儒学大族领袖人物之一顾雍之孙,陆逊外甥,吴郡吴人,“祖父雍卒数月,拜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是时鲁王霸有盛宠,与太子和齐衡,谭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今臣所陈,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由是霸与谭有隙。”加上谭素不与全琮父子交结,因而受到污陷,流放交州,死于交趾。谭弟承也因亲附太子和,同时流放致死。

朱据,《三国志》卷五七本传,吴郡吴人,“才兼文武”,尚公主鲁育,官至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死,时年五十七。”甚至孙亮时,公主鲁育及二子也受牵连而死。本传注引殷基《通语》载据谏争之言:“臣闻太子国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所复及矣。”
丁密,据《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及注引《会稽典录》,会稽山阴人,父丁览,“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财从弟,以义让称,……为人精微洁净,门无杂宾。”密颇有乃父之风,得吴地大儒阚泽、虞翻等人称道。
 施绩,据《三国志》卷五六《朱然传》,然本姓施,丹杨朱治养子,绩乃然子,后复姓施。“二宫构争”中,“鲁王霸注意交绩,尝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很显然,他拒鲁王而亲太子。
滕胤,据《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本传,北海剧(今山东昌乐西)人,父胄汉末避祸江东,胤弱冠“尚公主”,“二宫构争”中行迹无详载。孙权死前命其“与诸葛恪等俱受遗诏辅政。”
诸葛恪,据《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本传及卷五二《诸葛瑾传》,琅邪阳都(今山东临沂南)人,瑾之长子。瑾汉避难江东,乃侨士中重要的儒学名臣。恪在“二宫之争”中的具体表现无详载,孙权死前以之辅少主孙亮。又据《三国志》卷五九《孙奋传》,恪辅亮时,亮弟奋坐大,诸葛恪谏曰:“近者袁绍、刘表各有国土,土地非狭,人众非弱,以嫡庶不分,遂灭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恪以鲁王事训戒孙奋,严申“嫡庶之别”,这说明他与陆逊的态度是一致的。
除了殷基所记上述诸人,拥护太子和的朝臣还有十多人。

陆胤,据《三国志•陆凯传附胤传》,胤乃陆逊之族子,“始为御使、尚书选曹郎,太子和闻其名,待以殊礼。会全寄、杨竺等阿附鲁王霸,与和分争,阴相谮构,胤坐收下狱,楚毒备至,终无他辞。”
顾悌,据《三国志•顾雍传》裴注,悌乃雍之族人,官至偏将军,“权末年,嫡庶不分,悌数与骠骑将军朱据共陈祸福,言辞切直,朝廷惮之。”
张纯,吴郡吴人,据《吴录》所载,父敦,少与陆逊齐名。纯任太子和辅都尉[14]。又据《孙和传》注引《吴书》,对孙权欲以鲁王霸代和,“张纯亦尽言极谏,权幽之,遂弃市。”
  吾粲,据《三国志》卷五七本传,吴郡乌程人,少与陆逊等“比肩齐声”,官至太子太傅,“遭二宫之变,抗言执政,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由此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
姚信,吴郡吴兴人,字元直,官至太常卿,陆逊外甥,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15]
纪陟,据《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吴录》,陟字子上,丹杨人,“初为中书郎,孙峻使诘南阳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辞自理,峻怒。陟惧,闭门不出。”又载:“皓以诸父与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陟之事发生在和废之后,但他暗中保护孙和,可见其态度。
是仪,据《三国志》卷六二本传,北海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汉末避乱江东,深得孙权信重,“专典机密”。他维护太子和的正统地位:“南、鲁二宫初立,仪以本职领鲁王傅。仪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宜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为傅尽忠,动辄规谏。”其实是仪很少进谏,“权常责其不言事,无所是非。”且又为鲁王师傅,竟“动辄进谏”,规劝鲁王自律,又一再建议孙权外任鲁王,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显然是倾向支持太子和的。
张休,父张昭,据《三国志》卷五二《张昭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昭汉末避难江东,为侨人儒学士人的杰出代表,正直刚烈。休有乃父之风,官至扬武将军,亲附太子和,“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顾承兄弟“并徙交州”,中书令孙弘“佞伪险,休素所忿,弘因是谮诉,下诏书赐休死,时年四十一。”
屈晃,汝南(今河南平舆)人,据《孙和传》,晃任尚书仆射,支持孙和,孙权废和时,晃与朱据等“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竟徙和于故鄣,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裴松之注引《吴录》又载屈晃谏辞曰:“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恃,实不宜动摇太子,以生众心。愿陛下少垂圣虑,老臣虽死,犹生之年。”以至叩头流血。此段记载不仅表明屈晃坚决支持太子和,而且有陈正、陈象等诸将吏多人,仅因谏被诛杀、流放者便多达“十数”人。

羊衜,据《三国志•孙登传》注引《吴录》,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早年为太子登中庶子,有才具。又据《鲁王霸传》,“二宫构争”中,衜为督军使者,曾上疏孙权曰:“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先显别嫡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也。……或谓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寝息不宁。就如所嫌,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天地晏,万国幸甚矣。”显然,羊衟也是主张嫡庶之分的,倾向支持太子和。
据上文,可确考拥护太子和的朝臣共有20人,就这份名单大体可作如此分析,以见出其基本特点。其一,此派领袖人物是丞相陆逊,中坚力量是江东儒学世族,其中吴“四姓”代表人物陆逊、陆胤、顾谭、顾承、顾悌、张纯、朱据等皆是,其他江东人物有吾粲、姚信、丁密、施绩、纪陟等,江南人共有12位;侨寓人士共有6人:诸葛恪、滕胤、张休、是仪、屈晃、羊衜等,他们多为北人之儒学之士,而非淮泗军将,故在立嗣问题上与江东大族有共同之政治主张。另有陈正、陈象二人籍贯无可考。其二,这一派别中的后进之士顾谭、诸葛恪、张休、羊衜等人早年皆为太子登的属官,后转而支持太子和,一脉相承,恪守儒家立嫡以长的原则,并非一时兴起的乌合之众;其三,此派人物反对孙权嫡庶不分,与皇权相抗,因而受到了孙权的严厉打击,陆逊被责致恚而死,张纯、吾粲、朱据、陈正、陈象等被杀,顾谭、顾承、张休等流放致死,死者中主要是江东人,北人仅有张休等个别人。这说明孙权对此派中的南北人物在处理上是有区别的。
关于支持鲁王霸的朝臣,据前引殷基《通语》,主要有步骘、吕岱、全琮、吕据和孙弘,又另据《三国志•吴书》及裴注等资料,尚有多人,一并考述如下。
步骘,据《三国志》卷五二本传,临淮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汉末避难江东。骘乃儒学之士,在吕壹事丨防和谐丨件等政治斗争中,与陆逊、顾雍等江东名士的态度一致,称之为“心
股肱,社稷之臣”,早年也拥戴太子登,皆合儒家礼度。他为何最终转而支持孙霸呢?裴松之在《孙和传》中注曰:“步骘以德度著称,为吴良臣,而阿附于霸,事同杨竺,何哉?和既正位,嫡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犹将义不党庶,况霸实无闻,而和为令嗣乎?……骘若果有此事,则其余不足观矣!”裴松之不明白步骘党附鲁王之原因,为之惋惜。其实,骘之党霸,主要是因为全公主的活动,步夫人与骘同族,故王夫人及太子和得宠,对步氏不利,故为家族利益,骘做出了有违儒者品节的事。
吕据,据《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据父范,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东南)人,范领私兵百余人入江东,为武将。据也习武,其党附孙霸事无详载。
吕岱,据《三国志》卷六十本传,广陵海陵(今江苏泰州)人,汉末南渡,长期领兵,党附鲁王事无详载。
全琮,据《三国志》卷六十本传,吴郡钱塘人,非儒学世家。琮娶孙权长女鲁班,“琮既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贵”,“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迕。”这表明琮为人乖巧,善投机。又据《陆逊传》及《孙亮全夫人传》,在全公主的安排下,全琮父子党附孙霸,并极力诋毁陆逊、顾谭等人。
孙弘,据《张昭传》注引《吴录》,弘,会稽人,中书令,“为人险陂”,是孙权的佞幸之臣,许多支持太子和的大臣都遭其陷害。
 《鲁王霸传》又载:“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共附霸,图危太子。谮毁既行,太子以败,霸亦赐死。”全寄,全琮之次子,《陆逊传》称其“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顾谭、张休诸人皆受其攻诘,后随霸赐死。
吴安,据《孙坚吴夫人传》,安乃吴夫人兄景之孙,吴郡钱塘人,“坐党鲁王霸死。”
杨竺,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素与陆逊不穆[16],后党附鲁王,兴造事端,为鲁王主要之谋士。据《三国志•陆凯传》注引《吴录》,“太子自惧黜废,而鲁王觊觎益甚。权时见杨竺,辟左右而论霸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于是权力许立焉。”后霸败,竺流尸于江。
孙奇,籍贯、行迹无考。
诸葛绰,据《诸葛恪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
孙峻,据《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本传,孙坚弟静之曾孙,孙权末任侍中,“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又与全公主私通,故附鲁王。又据《孙和传》注引《吴书》,“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固争之,乃止。”可见孙峻与全公主、孙弘害孙和,惧其主政。
当然,支持鲁王霸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事前已详述,此不赘。

由上考,鲁王党成员主要有12人,概而论之,主要有如下特点。其一,从地域看,侨寓人士有步骘、诸葛绰、杨竺、吕岱和吕据五人,南人有全琮、全寄父子,吴安、孙弘、孙峻等,表面上步骘声望最高,可视为代表,但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二,此派人物大都出自寒门,而非儒学大族,与太丨防和谐丨子党形成明显的差别,从而在政治理念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三,此派主要成员多为孙吴政权之宗室、外戚或孙权之佞幸,与皇权关系十分紧密,如步骘、全琮父子、全公主、孙峻、孙弘等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这是孙权用心培植的一个政治派别,是皇权的附庸和工具。正因为如此,孙权对此派人物多有护佑,仅杀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主要人物全公主、孙峻、孙弘等都转而支持幼主孙亮,并一度握有大权。
两大政治派别形成后,围绕着孙权的继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倾轧,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阴谋手段。《孙和传》便载:“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全奇、杨竺为鲁王支党,谮诉日兴。”据前引《太子和传》,孙和夫妇出祭庙,全公主派人觇视。孙和集团也有类似表现,据《三国志•陆凯传附陆胤传》注引《吴录》,孙权与杨竺策划立鲁王,太子和指使“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陆)胤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太子太傅吾粲等人“数以消息语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17]此类事例甚多,难以尽述,以上数例,已大体可见其情状,所谓明争暗斗,确实如此。



四、对“二宫构争”性质的辨析
关于“二宫构争”的性质,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一文中曾有所论述。他认为两党主要是以地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治派系,“拥护太子和者,主要是江东世家大族”,而“支持鲁王霸者,主要为江北地主”,孙权支持江北地主,打击江东大族,因此这一斗争的性质“乃是江东世家大族与江北地主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争夺。”[18]确实,孙吴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曾存在过明显的南北地域士人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后孙吴政治也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由此可说,方先生所论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二宫构争”的特质,可谓通达之见。
不过,就孙吴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而言,是孙吴政权及淮泗集团的江东化,而这一变化大体在孙权黄武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东社会之中,因此,简单的以地域分野来论定发生在孙权末年的“二宫构争”以及此前的吕壹案、暨艳案的性质,不仅不尽符合事实真相,而且对很多史实不能做出圆通的解释。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孙权与张昭的对抗相当严重,而张昭在反对孙权征辽东等大事上与江东陆逊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又如步骘,早在太子孙登问他贤人士君子时,他便称述陆逊等江东人物,当吕壹纠弹陆逊、顾雍等江东人物时,骘上书孙权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19]又如吕岱,曾与陆逊共掌荆州军政,配合协调,张承致书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岱又“亲近吴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岱视为“益友”,后原死,岱痛哭,以为无人可“闻过”[20]。又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会稽余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不仅如此,南北儒学宗族已开始通婚,如张昭孙女便嫁与陆逊子抗,门阀最重婚姻,当时南北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间开始通婚,可见他们已融合到了一定程度。在太子孙登的僚属中,南北才俊同处,互相品目,颇为和谐。故孙权称帝后并未见到南北士人间用心排挤、倾轧的典型事例。相反,相互合作的事例尚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正因为北人的江东化,南北士人间的相互融合,其地域隔阂日渐淡化,故入晋后,不少汉末南徙的北人已著籍江东[21]。另外,在“二宫构争”中,两党成员中都有南北混窜的情况,即江东一系有北人,江北一系中有南人,更难解释的是诸葛恪父子异党,恪附太子和,恪子绰附鲁王霸。以上种种史实上的抵捂恐怕都是简单的“地域论”所无法解释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以企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通过检索文献和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皆是出自寒门的皇权与儒学世族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其影响所及牵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领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表现在政治上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寒门军阀乘乱崛起,并且与儒学世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我们知道,自东汉以来,儒学世族势力日益兴起,渐成当时的主导力量,虽历经汉末皇权及其依附力量——阉宦、外戚——的摧残,其兴盛之势末衰。然而汉魏之际的军阀混战却暂时中断了他们的发展进程。在混战中崛起的各军阀政权大多出自寒门,而儒学世族的军事代表如袁绍、刘虞、刘表、刘焉等皆相继被灭。各地区的寒门军阀在争夺统治权及其统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与当地的儒学世族发生过冲突,推行了种种摧残、压制儒学大族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曹操在中原地区厉行“法术”之治,行“校事”之制,杀戮孔融等名士,易风移俗,影响甚巨。其他如公孙瓒、公孙度父子等,更是专以残害世族之士为事,就连诸葛亮治蜀,也是推行法治,扼制世家大族的[22]。具体到东吴,也有类似的精况,只是以往人们笼统的说孙吴依仗南北大族的支持而立国,从而忽视了对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其实,富春孙氏出自寒门,陈寿在《三国志•孙坚传》“评”中说坚“孤微发迹”[23]。查《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可知:“孙坚之祖名锺,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太平御览》卷五九九《礼仪部•墓冢三》引《幽明录》也有同载。坚之祖“以种为业”为业,完全是一个孤微之家,根本无文化传承可言。正因为如此,孙坚只能初求为县子吏,后以行武、镇压黄巾起家,并很快与儒学世族人物产生了冲突。据《三国志》本传,坚任长沙太守,“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王睿,出自琅邪王氏[24],儒学大族子弟,以门第轻视坚,《孙坚传》注引《吴录》便载:“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后坚寻机杀睿,睿问:“‘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孙坚与王睿的矛盾正是门第引发的。孙坚后来依附僭逆之人袁术,更为儒学之士所轻视。孙策曾受袁术之命攻打庐江太守陆康,康乃江东陆氏之代表,此役陆氏宗族百余人被困,死者殆半。这是孙氏与江东大族结仇之始。此后孙策返师江东,江东大族皆以袁术之余孽视之,少有与之合作者,故孙策全力仰仗随征之江北军将和谋士的支持,并对江东大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主丨防和谐丨权传》注引《傅子》也载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以往人们对这些史实少有注意,经田余庆先生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精湛的考证和研究[25],终于揭示了孙吴政治上的千年未发之覆,基本澄清了事实的真相。据田先生所考,孙策所杀江东士人甚多,其中会稽盛宪宗族、周昕宗族及嘉兴王晟宗族等几被杀绝,直到孙权执政之初还亲手杀了盛宪、沈友等清议之士,后来又相继拘禁、流放会稽魏滕、虞翻和吴郡陆绩等名士,与曹操杀孔融相似。陆绩死于贬谪地,死前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26],根本不以孙氏政权为意!
当然,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孙吴统治者认识到,要在江东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与合作。侨寓士人的代表张昭等更是极力拢络江东人物。而江东大族中的务实人物陆逊、顾雍等人看到孙氏政权已粗具规模,只有与之合作才能给江东世族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相继进入孙氏政权,并在黄武年间先后成为军事与政治领域的当轴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实现了“江东化”,南北儒学士人也走上了逐渐合流的道路,如张昭与顾雍、陆逊一样都主张行德政,都主张用儒家政治理念来规范孙吴政治。甚至与儒学之士交往密切的孙权之子孙登、孙和等都明显儒家化,特别是孙登重贤爱士,其交游丨防和谐丨、行政,与儒学之士无别,并对孙权采取的扼制世族的吕壹事丨防和谐丨件深表不满,其死前还上疏孙权:“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27]孙和也有德治之思,如“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28]这表明孙吴立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儒学世族的结合。

但是,孙登、孙和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儒家化的政治主张。孙权是一位在位比较长的统治者,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末必是什么幸运的事[29]。因为在古代集权制度下,专制主往往具有绝大的政治决定权,而政策的变动通常要寄希望于老皇帝的死亡才有可能实施,否则,一些陈旧的东西便会继续下去,甚至发生恶变,造成严重的祸乱。孙权中后期的政治情况便如此。一方面,为了政治的稳定不得不向江东儒学世族开放政权;另一方面,面对儒学世族势力的发展及其后继者的儒化,他又觉得君权受到了制约。一般说来,寒门政治是崇尚集权的,而门阀世族则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分权,这是一对矛盾,也是汉魏之际各地域政权政治斗争的主题。毫无疑问,出自寒门的孙权与曹操一样,主张强化皇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有孙权对曹操的一段评论,很能说明问题: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又长文(陈群)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怨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为扼制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孙权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并提携一些寒门才俊之士。在立嗣观念上,儒学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长的原则,先后支持大子登、太子和,并希望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进孙吴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对世家大族的用心,孙权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不出现曹操之后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抬头的情况,他有意抚持鲁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对抗世族政治势力。与太子和集团成员主要为世族人物不同,鲁王霸集团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门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吴安、孙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东世族,北人中的吕岱、吕据为淮泗武将,杨竺乃寒士,孙峻、全公主为宗室,当然也是寒门,其中儒学之士只有步骘,但他是全公主母族人,属外戚。因此,这是孙权精心培植的寒门政治集团,其幕后操纵者实际上是孙权本人。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处理“二宫构争”时,对太子和党人物多加严惩,主要人物皆诛杀、流放;相反,鲁王霸党的主要人物步骘诸人多受重用,只杀了杨竺、吴安等几个与皇室关系不密切的寒士以应景。《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孙权在陆逊郁愤而死后,重新安排了辅政人选:“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据为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显然,鲁王霸一派人物多据要津,一度分割了陆逊的权力。太子和一派人物仅有朱据、诸葛恪,据也为孙权女婿,故暂时得以保位,但据、恪二人最终仍为全公主、孙峻害死。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权在处理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时,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带有地域的因素,从而使人归结为地域之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事物的本质。在处理暨艳案、吕壹案,特别是“二宫构争”诸政治斗争时,孙权对北方流寓之士多有提携、宽佑。比如同为太子和党成员,诸葛恪非但当初未受严惩,且被孙权命为太子亮的顾命大臣。孙权之所以这样处理,是有深层考虑的。孙权与儒学世族有矛盾,而孙吴儒学世族的主体是江东土著大族,因而斗争的对象也主要是江东大族。孙吴流寓儒学之士非但人数有限,而且脱离了乡里社会,势单力薄,他们虽凭借共同的文化基础,逐渐融入到江东地域社会中去,但毕竟融而未化,尚有分别。对孙吴皇权,他们不仅缺乏江东大族那种激烈的对抗情绪,而且还有较强的依赖性,易于为皇权所控制。因此,孙权在打击江东世家大族的时候,为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他往往起用流寓之士。有些流寓的寒士正是看到孙权的这一心态,为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甘愿充当孙权打击江东大族的工具。质言之,作为流寓之士,在孙权正式建国并实现“江东化”后,他们自身并不具备与江东土著大族对抗的条件。每一次针对江东大族的政治事丨防和谐丨件,兴造事端的都是孙权,其目的是固化皇权。当然,在这些斗争中,江东儒学大族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打击,但从长远看,地方大族的支持是地域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孙权屡起事端,这使江东大族必然对孙氏政权产生离心力,丧失了儒学大族的支持,孙吴统治的危机便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孙权本人开启了此后孙吴的灭亡之端。纵观孙吴一代的发展轨迹,确实,自吕壹案和“二宫构争”之后,孙吴走上了衰亡之途。何焯已指出孙权“老悖昏惑,吴亡不待皓而决。”[30]回顾全文所论,足证何焯洞察细微之卓识。
[1]《三国志》卷五三《吴书•程秉传》及注引《吴录》。
[2]《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三国志•吴志•孙登传》”条。
[3]《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登传》。
[4]《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三国志•吴书•孙登传》”条。
[5]《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条。
[6]《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孙权步夫人传》。
[7]《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条。
[8]《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霸传》。
[9]《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10]据《三国志》卷五○《吴书•潘夫人传》,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后潘氏生子亮,立为皇后,“性险妒容媚,自始至卒,谮害袁夫人等甚众。”孙权在婚姻上根本不讲门第礼法,与曹氏父子“立后以贱”相同,皆是寒门家风的表现。对此,拙文《论孙权父子之“轻脱”》有详细考论(刊于台湾《汉学研究》2003年上半年刊,本书收录),敬请参阅。
[11]《三国志》卷五○《吴书•吴主丨防和谐丨权王夫人传》。
[12]《三国志》卷五○《吴书•孙亮全夫人传》。
[13]《通鉴》卷七四正始六年胡注。
[14]《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及《孙和传》注引《吴录》。
[15]姚信,《三国志》无传,事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和传》,《晋书•儒林•范平传》、《陈书•姚察传》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
[16] 见《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
[17]《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吾粲传》。
[18]《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第42--44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19]《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
[20]《三国志》卷六○《吴书•吕岱传》。
[21]详参唐长孺先生《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的有关考论,辑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0年版。拙文《汉晋之际江南土著大族与侨寓士人的冲突与合流》一文补充了唐先生的有关论证,刊于《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详参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有关汉晋之间社会政治变迁的精辟论述。该文辑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3]据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先生根据《三国志•孙坚传》所载“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认为“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故孙吴“与魏、蜀施政之道不同,与西晋的施政之道近似”,“究其原因,便在于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与魏、蜀不同,而与西晋相同。”(见该书第29--30页,黄山书社1987年版)陈先生对孙氏之阶级的推断可以商榷,孙氏出自寒门,与司马氏大异,而与曹氏同。至于《三国志.吴书》所载之家世,田余庆先生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已有所辨析,他指出陈寿修《三国志》,吴史依韦昭所修吴史,而昭生于吴,故不得不有所修饰。这可以补正陈先生的论点。又,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之三七“轻狡之徒孙坚”条中也有相同的考证和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请参看。
[24]《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注引《王氏谱》。
[25]《孙吴建国的道路》,刊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辑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
[26]《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陆绩传》。
[27]《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登传》。
[28]《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和传》。
[29]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人君寿考”条指出,汉、晋、唐及三国、南北朝、五代,共有百三十六国君,唯汉武帝、吴大帝、梁武帝、唐高祖、唐玄宗五人长寿,然五君皆不以善政终,故论曰:“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
[30]《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条。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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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11 pm

论诸葛恪
作者:王永平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3期

诸葛恪是孙吴侨寓士人新生代的杰出代表,自少才思敏捷,善于辩论,为人则较为随便,说明其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孙权对他颇为赏识,助其参与军政活动,希望他将来能够辅助太子。孙权死后,诸葛恪为幼主孙亮之首辅。为树立威望,诸葛恪进行了政治改革,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引起了骚动。诸葛恪性格刚愎自用,在军事并无战略与战术的安排,听不进反对意见,终于导致北伐失败,他本人回师后也为政敌杀害。诸葛恪之败亡,体现了孙吴政权内部南北人物之间的斗争,也是孙吴皇族与士人斗争的反映。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扬州225009
【关键词】:诸葛恪;孙权;孙登;山越;北伐
【分类号】:K236
【DOI】:cnki:ISSN:1006-4133.0.2004-03-009

   在孙吴中后期的军政舞台上,诸葛恪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的荣辱成败不仅关系其个人或家族之兴亡,而且着孙吴政权的盛衰。不过,对诸葛恪历来评价分歧颇大,誉之者将他与乃叔诸葛亮相提并论,抑之者则贬斥为乱臣贼子。但无论誉之、毁之,有关评论多集中在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的北伐活动上,而对其一生军政活动的过程及其他方面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对他的相关评论难免带有片面性。有鉴于此,本文对诸葛恪进行比较全面的,从一个侧面论述孙吴中后期的变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诸葛恪辩论戏弄之事及其所显现的门风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人,其父诸葛瑾东汉末年避祸至江东,瑾为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之兄。瑾长期充任孙权的长史等军政参谋职务,为人谨慎,从政稳健,深得孙权敬重,是孙吴侨寓之士的杰出代表。《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瑾与“(孙)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邪?’”又称“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 陈寿在《三国志》卷五二传末“评曰”中也称赞“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说明瑾是以德望见重于世的人物。正是由于诸葛瑾的努力,确立和巩固了诸葛氏在江东的地位。从当时情况看,在孙吴侨寓家族中,琅邪诸葛氏之门望仅次于彭城张昭家族[1]。
  诸葛恪为瑾之长子,肩负家族承传的重任,但瑾对他极不放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恪“名盛当时,(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诸葛瑾如此担忧家族的命运,在于诸葛恪的才学、作风与之大异其趣。《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少知名”,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可见恪自少便以才显名,反应快,善言辞,“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之所以“见而奇之”,“深器异之”,正在于此。孙权出自寒门,在文化上受儒家礼法的约束较小,表现出轻脱佚荡的特征[2],造成了当时盛行的嘲弄戏笑的风尚。在这方面,诸葛恪是孙吴朝臣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很得孙权赏识。关于孙权、诸葛恪之间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个方面,请略述之如下。
  其一,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三国志·诸葛恪传》:
  恪父瑾面长私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一》引刘氏《小说》:
  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诸葛亮)?”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
:“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
孙权以诸葛瑾、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为谈笑话题,而恪非但不生气,反而别为之解,目的是让孙权“大噱”、“举座欢笑”。诸葛恪本人也常以别人父讳开玩笑。《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诸葛恪别传》:“昔元逊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语如此。儒家礼法对父祖家讳等有严格规定,诸葛恪在这方面与孙权唱和,可见他们的礼法观念比较淡薄。
  其二,对孙吴儒学士人代表张昭的嘲弄。张昭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士大夫,对孙吴早期立国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人严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礼法之士,他常对孙权的轻脱之举如酗酒、射猎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于是孙权、诸葛恪一再设计嘲弄他。《三国志·诸葛恪传》载:“(孙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麾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注引《江表传》又载:“尝有白头鸟集于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诸葛恪之所以一再戏弄张昭,主要目的是为了冲击礼法,嘲弄神圣[3]。
  其三,在外交活动中与蜀国使节以言辞相竞。吴、蜀联盟,不断有使节往来。在接待蜀使过程中,诸葛恪常受命嘲难对方。《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4]又,《三国志》恪本传,“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恪以此开释孙权对自己家族的疑虑,同时羞辱蜀使。
  其四,插浑打科、恶作剧式的戏笑。《三国志》恪本传注引《恪别传》载:“恪尝献权马,先媰其耳。范慎时在座,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世说新语·排调》:“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
  不仅诸葛恪如此,其弟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三国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载融袭瑾之爵位,并领兵驻公安,他与将士十分融洽:“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由此可见融之日常生活相当自由、少节制。关于融之文化倾向,本传注引《吴书》又载:“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融之轻脱与其兄不同,他虽不长于口辩才捷,但他表现在“多技艺”(各种游戏)和“骄乐”、“奢绮”上。
  正史和小说等材料对诸葛恪、诸葛融兄弟的这方面记载如此集中,说明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确实有这方面的表现。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些材料并未引起重视,即便说起,也仅以趣闻轶事视之,少有人予以学术上的关注和剖析。特别在偏狭的礼法之士看来,他们更以不经之论加以鄙视、斥责。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丨防和谐丨四《诸葛恪传》引“或曰”论此云:“凡此诸事,皆口给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启衅邻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为笑,人道无复可论矣,何足以辱简牍哉!史家无识可笑。”这代表了绝多数正统儒士的看法。卢弼于此下案云:“史家美恶兼书,以昭劝惩,‘或说’失之。”卢弼虽以为史家可以记载这类事情,但对事情本身也并不赞赏,目的在于“劝惩”。这都是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说话的。
  其实,从文化史或史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阶级出身及其门第。关于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门第,人们一般多以高门世族视之,《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太平御览》卷四七○引《晋中兴书》曰:“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三国之兴,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这是魏晋以降的看法。琅邪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诸葛丰,《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查《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为贡禹所荐,任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史无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终因此导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为庶人。汉代政治文化是“王霸杂用”,儒学之士也重视吏能,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说明他具有儒学修养,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则表现出重法术的特征。因此,陈寅恪先生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传统归之法家:“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而非儒学世家[5]。方诗铭先生《三国人物散论》“诸葛亮家世”条指出,根据琅邪诸葛氏的谱系,自西汉诸葛丰之后,直到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其间已经过两百余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极为疏远,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个疑问。至于其父诸葛珪所任不过是太山郡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从父诸葛玄得为豫章太守,更是在战乱年代为袁术或刘表这类割据者所任命,他们都不是当时的显赫人物。”因此,他以为琅邪诸葛氏并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类,而应该属于“单家”,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并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才能,并正逢汉末三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缘。根据陈、方二先生所论,琅邪诸葛氏家族出身于非儒家之寒门,从而纠正了《晋中兴书》所谓诸葛丰“子孙代居二千石”的记载,是很有见地[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族与寒门的分别主要不在于事功勋业和财富,而决定于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汉末士大夫社会,“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7]这在上明确了世族与寒门的文化标准。但就具体家族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世族与寒门(侧重于文化分别)、大族与单家(侧重于社会势力的强弱)比较典型的状况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处于过渡状态的家族。就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处于世族与寒门之间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双重特点:诸葛氏早有习儒的传统,虽发展的不够充分,但始终延续下来。据《三国志·诸葛瑾传》,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表现出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气质,但从瑾弟亮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倾向看,则偏重于法术,显得“驳杂”不纯[8]。又,诸葛瑾虽习儒,但他并非经师,且其诸子皆不专儒,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确实没有实现“儒家化”,故恪、融皆放达不羈,显得轻脱,不守礼法,颇多寒门的特征,与儒家礼法世家明显不同。至于诸葛氏仕宦地位,诸葛丰之后确实没有出现载入史册的高级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没有实现“中央化”,当属于有一定势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况下,在汉代正常的社会标准下,像诸葛氏这样的家族要出现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门第,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通过对诸葛恪通脱简易之事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地说,诸葛氏家族的门风具有世家和寒门阶层的双重特征,这与其家族正处于由单家向世族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


二、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
由上所述,诸葛恪是一个才艺之士,论说辩难,“口给御人”,这与乃父诸葛瑾“笃慎”、“恭敬”的作风大相径庭,颇似汉代宫廷中的“俳优倡技”之属。不过,孙权轻视礼法,对恪之言行大加赞赏,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携,将他作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点培养,从而使他在黄武以后逐步成为孙吴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并亲历了一些重大的军政事件。概而言之,孙权对恪之培养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诸葛恪培养成太子孙登东宫辅政集团后进之士的领袖人物。黄武元年(222年)孙权称吴王,以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又以登为皇太子。孙权对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精心挑选太师、太傅外,重点是选择东宫属吏。《三国志》恪本传载其“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同书卷五九《孙登传》记载更详:“(孙权)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登待接僚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寤。……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一般地说,东宫僚属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太子执政的主要辅助班底。由于孙权的安排,诸葛恪不仅成为太子核心的宾客,即所谓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视为其中的领袖。孙登曾命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评恪“英才卓越,超逾伦匹”[9],后登病重,死前力荐东宫人士,以为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10]。尽管后来孙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诸宾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见孙权父子对诸葛恪的重视。这对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11]。
二是孙权任命诸葛恪负责具体军政事务,意在考察和锻炼他的实际才干。《三国志》恪本传载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思敏捷,“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所谓“欲试以事”,既是考验,也是培养,孙权的用意是将来以恪为孙吴核心辅政大臣。不过,恪性格轻佻、粗疏,有华而不实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谓其非保家子,每以忧戚”,所谓知子莫若父,此之谓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当时东宫同僚中也有人评论恪“才而疏”[12],看来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有事实依据的[13]。孙权对诸葛恪的这一安排,其本意是为了锻炼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三是支持诸葛恪领兵平定丹杨郡等地的山越。孙权有心培养诸葛恪,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树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径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当时江南丘陵山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越人后裔和汉族逃亡人口,人们统称之为“山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宗部”。特别是丹杨郡,为孙吴京师所在,又与江淮地区曹魏统治区毗邻,相互交通,对孙吴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 孙吴立国江东,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参与过对山越的战争[14]。嘉禾三年(234年),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抚越将军,“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孙权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对待出征山越的诸葛恪,这是其他将领从未得到过的。恪主持剿越任务,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明令各地军政官员“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险要;自己的军队则控制关口要塞,“但缮藩篱,不与交锋”,等待粮食作物成熟,抢先收割,“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对出降者,“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仅从根本上清除山区的隐患,而且为孙吴增加了大量的军队和劳力。嘉禾六年,诸葛恪征讨丹杨山越之事基本结束,“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以讨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荣,则恪为少见。此后,他成为孙吴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先后出镇皖口、柴桑等地。赤乌八年,陆逊死,“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成为孙吴主持长江上流军政的主要方面。
这也为他后来入京辅政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自黄武初以来,诸葛恪进入太子东宫宾友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以至赤乌间位列大将军,其地位上升之快、权位之重,一帆风顺,令人侧目。何以如此呢?这显然与孙权的精心设计和具体安排是分不开的,而孙权对诸葛恪的奖掖、提携则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孙吴自立国以来,其统治集团主要由三种势力构成:一是孙氏宗族势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东本土大族。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冲突,一开始江东地方大族是抵制孙氏武装势力的,孙氏对他们也采取了“诛其英豪”的政策,而对流寓人士则加以扶持。建安后期,孙权意欲正式建国号于江东,必须赢得江东地区大族的广泛支持,于是推行一系列的“江东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吴人治吴”[15]。在这一过程中,陆逊先为上流军事长官,顾雍后为丞相,成为孙吴“江东化”的标志。不过,必须指出,孙权作为一位具有很强的专制欲望的割据君主,他对江东本土大族垄断孙吴军政大局的状况是心存担忧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携、培植侨寓人士的势力,以遏制江东大族势力的膨胀。孙吴地方社会的人才选举与曹魏相似,也受到汉代“乡举里选”传统的影响,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侨寓人士一方面由于脱离乡里,在选举中自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才较少,随着汉末流迁英俊的逐渐凋零,其力量不断削弱。这样,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背景下,孙吴皇族、皇权与侨寓人士尽管在思想文化观念与利益倾向上也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结成政治同盟,以制约江东地方大族势力[16]。从黄武年间以来,孙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政治斗争,这背后主要是孙权操纵,但都援引、优遇侨寓势力,目的在于打击江东大族,如“暨艳案”、“吕壹事件”、“二宫构争”等,无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学者习惯用南、北人士的冲突、斗争的线索来解释孙吴政治史的发展规律[17]。确实,侨寓人士比江东人物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更强。孙权在立太子后,其东宫宾友中,可考者以北人为主:诸葛恪,琅邪人;张休,彭城人;陈表,庐江人;羊衜、谢景,南阳人;范慎,广陵人;只有顾谭为吴郡人,刁玄为丹杨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继位,其核心辅助集团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后进人士为主,而诸葛恪则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为孙权的重点培养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诸葛恪在上升过程中,为贯彻孙权的政治意图,必然要与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发生矛盾冲突。据《三国志•陆逊传》,逊为江东大族首望,他曾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国志》恪本传,赤乌中,恪特与陆逊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雕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这是陆逊让人转信给恪,提醒他有关用人标准等问题,恪回信表示赞同:“恪知逊以此嫌已,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这说明恪的有关政策、言行与陆逊相左,逊特转言批评,恪回信解释以消除矛盾。恪何以与位隆权重的陆逊相抗呢?恐怕主要是执行孙权的意见。
不过,赤乌年间的“二宫构争”中,诸葛恪的态度竟与孙权相左,而与陆逊一致,颇令人费解。所谓“二宫构争”,是孙权一手导演的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早逝,权立三子和为太子,但同时扶持四子鲁王霸,形成“二宫构争”的局面,以致“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而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18]。太子和党的领袖是陆逊,其他骨干分子也多为吴地大族子弟,而诸葛恪深知孙权支持鲁王,但仍站在太子一边,如何理解呢?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观念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即太子和妃为恪之外甥女,和之废黜与否,与恪之个人及家族的兴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附和陆逊,支持太子和。不仅如此,恪后来主政,还想恢复废太子和的地位。《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诸葛恪以为孙权最终会听取大多数朝臣的建议,维护太子和的地位,于是他也支持孙和。另外,太子和的母亲王氏为琅邪人,与诸葛氏为乡里,恐怕早有往来。孙吴宫闱制度混乱,影响政治甚大,这点恐也值得注意。当然,作为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人物,诸葛恪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斗争中的变数,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将自己的长子绰安排到鲁王霸党之中,《三国志》恪本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恪父子在“二宫构争”中脚踩两只船,最终使其长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表明诸葛恪对此事的态度,主要出于现实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虑[19]。


三、建兴年间诸葛恪北伐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
经历长时间的“二宫构争”,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废黜太子和,将鲁王霸赐死,以年幼的少子亮为太子,卷入“二宫构争”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无情摧残。太元元年(251),孙权病笃,他开始物色孙亮的辅政人员,诸葛恪等人得选。《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亮传》:太元元年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三国志》恪本传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注引《吴书》载之更详: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
由于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在江东儒学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之后,他成为孙吴社会中重要人物,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说明人们对他的推崇,孙权也顺势诏令“有司诸事一统于恪”。
不过,恪主持军国大事,缺乏名望,当时侍中孙弘便利用孙权之死,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保住权位。这表明恪之辅政地位很不牢固。他当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20]这体现出身为首席辅政大臣的诸葛恪的孤独而忧惧的心态。哪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诸葛恪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着力提高恪之声望,“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21]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22],因而深得士民的拥护,“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23]。恪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则载建兴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确实,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难以进行,无奈,遂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24]。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建兴元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因山势筑坞,巩固城防,并乘魏军不备,于天寒大雪之机,突袭魏军得胜,魏军死者数万,并缴获大量的器械物资。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过,恪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为说服大臣,恪特著论,以为曹魏权臣当道,政局不稳,“当今伐之,是其厄会”,但众人主张维持现状,“怀偷安之计”;至于众人所谓“百姓尚贫,欲务间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现,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诸葛亮北伐的精神。这样,“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25],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在前线,诸将领也不支持战争,围攻新城,数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劳,暑热饮水,疾疫流行,死亡涂地。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军得知恪军营困境,大举进攻,恪兵败退师,“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浔阳屯守,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才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这样,恪之统治实际上也走到尽头了。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琅邪诸葛氏江东一系遭致覆灭性打击[26]。
诸葛恪北伐为何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并最终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呢?这其中不仅仅有军事方面的原因,还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万之众,欲一举而得大功,这是很冒险的,将自己的命运与此役捆绑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论宣扬北伐,虽以“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为己任,但大话连篇,实际上,对战略部署、战术安排等并无细致、缜密的考虑,以致围攻新城数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27]。其实,当时曹魏为司马氏所控制,国力甚强,恪欲与之战,就综合国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对手[28]。
其次,恪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出师之前,文武大臣的进谏之言,无不恳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线,他依然“刚很自用”,如围攻新城的军队“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将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他非但不听,甚至罢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敌,难怪后来临淮臧均上书乞求收葬诸葛恪时说:“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29]陈寿《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传论亦云:“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
再次,在诸葛恪北伐过程中反对最激烈的是江东人物,说明恪之军事活动严重危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丨防和谐丨制。据《三国志•诸葛恪传》,当恪围新城最困难的时刻,“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同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即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朱异出自吴“四姓”之一的吴郡朱氏,是江东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对诸葛恪兴师北伐显然是不满的。又,据同书《朱然传附施绩传》,丹杨人施绩为孙吴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姓施,绩复本姓,绩领兵上流,与诸葛恪兄弟不睦,绩遇战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绩随军北伐,而将其上流重任由诸葛融兼任,这实际上有利用北伐打击异己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施绩后来参预支持诛杀诸葛恪,并亲自出马抓捕诸葛融。孙峻敢于对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为“民之所怨,众之所嫌”,这里的所谓“民”、“众”,主要为江东本土之士民,因为诸葛恪兴兵黩武,必然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自黄武以来,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等明确主张保境息民,反对大规模经营北方。孙权始终坚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与此相呼应的[30]。对此,连曹魏、蜀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
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载“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进取”,嶷谓诸葛亮子瞻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不为晚,愿深采察。”他们都看出孙权集权苛政弊端丛生,以为诸葛恪只有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后来事态的发展,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综合全文所论,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人士后进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辩论难与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成为孙权重点培养的人物,并终在孙权死前得为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强化自己的权力,他急于树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不仅频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其家族在敌对势力的政变中遭到覆灭性的打击。通过对诸葛氏家族在孙吴的兴亡史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了孙吴政治历史演变的轨迹。

[1] 当时家族之间通婚对门第十分有讲究,而彭城张氏与琅邪诸葛氏联姻,说明诸葛氏门第的上升。《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附子承传》载承丧妻,“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张昭为汉末徐州名士,避难江东,南北共尊,其门望显然高于诸葛氏,他主动与瑾结姻,这是对诸葛氏家族门望的肯定。可以说,正是由于诸葛瑾的活动,奠定了其子弟在江东发展的基础。
[2] 关于孙权父子之阶级出身及其轻薄言行,拙文《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刊于中国台湾《汉学研究》2003年上半年刊)一文已有较深入的考论,敬请参阅。
[3] 孙权此举,也有政治上的目的。张昭是孙吴元老重臣,性格刚直,常在一些重大军政决策中与孙权发生冲突,有时弄得孙权很尴尬。因此,孙权、诸葛恪如此戏弄他,显然有报复的意思。
[4]《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载蜀使张奉使吴,以阚泽之名嘲笑泽,泽无能应变,综反嘲曰:“蜀者何也?有犬曰独,无犬曰蜀,横目苟身,出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吴邪?”综应声答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皆笑,而奉无以对。可见综也以机敏善言著称,与诸葛恪同类。
[5]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6页。
[6] 《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
[7]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8] 关于诸葛亮的思想文化气质与特点,拙文《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刊于《江海学刊》2002年第二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敬请参看,此不赘。
[9]《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注引《江表传》。
[10]《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
[11] 关于恪为太子宾友且为孙权所重的情况,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一》引刘氏《小说》:“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君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这实际上是孙权有意提高恪之地位。
[12]、《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注引《江表传》。
[13] 据《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附子抗传》,赤乌九年,孙权命诸葛恪与陆抗交换屯防驻地,抗临去,将屯围内外整理一新,“不得妄败”,恪入屯,感觉“俨然若新”,而恪故屯柴桑,“颇有毁坏,深以为惭”。抗出自儒学世家,又世代从事军旅,严正不苟,这正映衬诸葛恪的粗疏。又,《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载张昭子承以知人著称,“诸葛恪年少时,众人奇其才,承言终败诸葛氏者元逊也。”
[14] 关于山越的地理分布及其对孙吴的危害、孙吴军事将领的征讨情况,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山越”条有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述,他指出丹杨郡山越“此在吴为心腹之疾”。
[15] 关于孙吴的建国道路及其“江东化”进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的相关论述甚为精辟,请参看。
[16] 当然,这是从孙吴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着眼的,如具体分析某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侨人的情况也很复杂。如彭城张昭及其家族,由于思想文化因素,他的政治立场往往与江东大族人物一致,而与孙权屡生冲突;而且其后代已开始与吴地大族子弟联姻,并逐渐改籍江东。琅邪诸葛氏也有这种倾向。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孙吴时期社会矛盾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17] 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当推方北辰先生《魏晋南朝江东世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的有关论述,请参看。不过,对孙吴南北人士的地域分野及其斗争不可绝对化,还应注意其文化立场。对此,拙文《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五期)有所论述,敬请参看,此不赘述。
[18]《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19] 当然,我们也不应完全否认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在立嗣问题上主张嫡庶有别。《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奋传》载恪执政后,对骄横的齐王孙奋上谏曰:“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从恪之训诫齐王奋的言论看,他对鲁王僭逆的情况是不满意的,显示了他的士人的立场。
[20]《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吴书•诸葛恪传》。
[21]《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吴书•诸葛恪传》。
[22] 诸葛恪之政治改革,有的是针对孙权弊政的,《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李华。孙权世政烦赋重,人雕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所谓“桃李华”之类的谶言不足信,但将恪之改革与孙权“世政赋烦,人雕于役”的情况联系起来则是正确的。
[23]《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奋传》。
[24] 有学者认为诸葛恪迁都之议,本身便是其图谋北伐的一个重要步骤。如中国台湾学者刘淑芬先生《在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以孙吴立国的形势而言,如欲采取主动攻击,也以都于武昌较为理想。孙亮之世,诸葛恪秉政,派人修治武昌宫室,预备迁都武昌,……但后来并未付诸实现。诸葛恪是主张主动攻击的人,他曾北征淮南,所以有此构想。”(见其所著《六朝城市与社会》,学生书局1992年,第10页)
[25]《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吴书•诸葛恪传》载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以为应养兵息民,“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未安。”恪以为他“未见大数”,必须熟读自己的言论,方可“开悟”。又,同书《滕胤传》载胤与恪同为辅政,以为易主之际,人心思定,一再出师,恐丧前劳而招后损,故“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者,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焉?……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
[26] 诸葛氏在孙吴一支覆没,诸葛瑾有一子乔曾过继给弟亮,后亮才得己子。《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嫡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附马都尉,随亮至汉中。年二十五,建兴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
[27] 对此,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条有论云:“元逊但知忠武频烦出师,而不规其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而后南征,还师之后,又蓄力一年,乃屯汉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恶有狃于一胜,主少国疑,群情未一,遽图轻举乎?是役也,虽克新城,归将不免,而况违众玩寇,弗戢自丨防和谐丨焚,衅非马谡,不请贬三等,谢创夷之众,塞同异之口,乃更思兴作,愈治威严,虹绕鳖鸣,身分族赤,画虎类狗,元逊之谓也矣。”胡三省在《通鉴》卷七六有注云:“恪自谓其才足以办魏,不欲以贼遗后人,吾不知其自视与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师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与贼支久,卒无成功,齌志以没。恪无孔明之才而轻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强吴,适足以灭其身,灭其家而已。”这都指出恪之用兵轻率。
[28] 对这一点,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说:“诸葛恪先讨山越,后筑东兴,功效不可掩矣。然推此而遂欲施于天下大计,则覆宗废立,倾辱其国,尝不旋踵者,天下之计,自有定形,不因事而就,恪智小不足以知之,虑近谋远,势当然尔。然当时议论,徒能毁其已败,则亦无所取。”这指出北方强大,孙吴无力吞灭对方。
[29]《三国志》卷六丨防和谐丨四《吴书•诸葛恪传》。
[30] 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之“六朝保守”条云:“……以此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自后世观之,谓之可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此权之所为智也。及嗣主立,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则权之兵不妄动,利害果何如也。”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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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14 pm

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
作者:王永平

  全公主,又称全主,是孙权之步夫人所生长女,女以母贵,深得孙权喜爱。她权力欲极旺,对孙权后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决策和人事安排都有影响。孙权后其,对儒学朝臣严厉打击,不断强化皇权,而权诸子幼弱,权在宫中策划,大政方针多与其长女全公主商定。因此,她一度成为暗中操纵孙吴核心权力运作的主要人物,对孙权后期朝政的昏愦与幼主孙亮时期的乱政负有主导责任。然史事记载不明,下文就此略作考述,以见其实。

一、全主参预为其母争立皇后,并迫害其对手

  孙权之女全公主是孙吴政治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作为一位公主,她能得势,并一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与孙权之宫闱生活不无关系。陈寿在《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传》末有评云:“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所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正指出了孙权的后宫生活的混乱。孙权在位五十余年,长期未正式立后,他最中意的嫔妃是临淮淮阴步夫人。据《三国志•吴书•妃嫔•孙权步夫人传》,步氏汉末南渡,“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进,故久见爱待。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可见孙权对步氏之宠爱,其因在于其不仅美丽,而且“性不妒忌,多所推进”。步氏之所以未能立后,主要在于“群臣议在徐氏”。关于徐氏,同上书《孙权徐夫人传》载其为富春人,早年为权所娉,母养权长子孙登,但因妒“废处吴”,后登为太子,“群臣请立夫人为后,权意在步氏,卒不许。” [1]太子孙登虽非徐氏亲生,但有母养之功,从“子以母贵,母资子贵”的儒家伦理观来看,这关乎到君权的承继关系,故群臣坚持立徐氏。作为步氏长女,全主在自己母亲与徐氏的争后过程中,一定会倾向步氏。但当时孙权头脑还比较清醒,且儒学士大夫势力也比较大,全公主的参与受到限制,影响不明显。
  不过,徐夫人和太子登死后,步氏仍未能立后。这时与步氏竞争的是王夫人。据《孙权王夫人传》,王氏琅邪人,“以选入宫,黄武中得幸,生和,宠次步氏。”又载:“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这说明徐氏之后,王夫人又得宠,且排他专宠之心强烈,对步氏构成威胁。步夫人之所以先受阻于徐夫人,后又受阻于王夫人,主要在于她没有儿子。
  步夫人虽无子,但她生有二女:长女鲁班,字大虎,先嫁周瑜子循,后改嫁全琮,故称为“全公主”或“全主”;少女鲁育,字小虎,先嫁朱据,后改嫁刘纂,故称“朱主”。由于其母步氏长期为孙权宠信,二位公主也成为特殊人物,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孙权的儿子,特别是全公主颇多心计,权力欲旺盛,积极参预为其母争夺皇后地位的宫廷斗争。根据有关记载,在“二宫构争”中,全公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谓“二宫构争”,是赤乌年间太子和与其弟鲁王霸之间争夺继嗣位的斗争,从赤乌五年直到十三年,长达八九年,朝臣截然分为党,阵线分明,斗争激烈,其中陆逊、朱据等儒学大族名士多拥戴太子和,而步骘等则支持鲁王霸,骘与步夫人同族,也当敌视王夫人及其子和。最终太子和被废,后在流放途中死亡,鲁王霸亦被处死,不少士人也受牵连被诛,造成了孙吴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
  关于全公主在“二宫构争”前后的活动,《三国志•吴书•孙权王夫人传》载:

  步氏薨后,和立为太子,权将立夫人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谮毁。及权寝疾,言有喜色,由是权深责怒,以忧死。

可见,全公主在为其母争皇后失败后,对王夫人及太子和加以攻击,欲意置之死地而后快。由“全公主素憎(王)夫人”一语,可见其间矛盾之深,非一朝一夕。又,同书《孙和传》:

  (和)少以母王有宠见爱。……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又,同书《孙休朱夫人传》载其乃“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初,孙和为太子时,全公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很显然,全公主是当时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她劝乃父孙权“立鲁王”,目的在于害死王夫人与太子和。因此,全公主是鲁王霸党背后的主要支持者。
  另外,在“二宫构争”中,全公主之夫全琮家族卷入甚深。《三国志》卷六○《吴书•全琮传》注引《吴书》:“(琮)次子寄,坐阿党鲁王霸赐死。”[2]《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载:“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全琮本为江东人物之代表之一,他让次子寄附会孙霸,公然与陆逊作对。全氏是江东本土大族中少数支持鲁王霸的家族,其立场的转变,显然与其夫人全公主的活动不无关系。
  不仅如此,更令人惊诧的是全公主还有更深一步的政治安排。她深知鲁王霸与太子和争嗣,必然会两败俱伤,孙权在废弃孙和后,一般说来,不会轻易任用鲁王,否则,政局难以稳定。基于这种考虑,全公主将其夫全琮孙女嫁给孙权幼子亮 [3],并影响孙权,有意立亮为继嗣,以便她从中驾驭。《孙亮全夫人传》载:

  孙亮全夫人,全尚女也。从祖母公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以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

可见全公主利用孙亮母子来对抗孙和母子,并将全尚女“每进见辄与俱”,给孙权留下印象。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孙亮年幼,被立时仅八岁,这对全公主来说,比之鲁王更便于操纵。对全公主的用心,《资治通鉴》卷七五的记载表述得更为明确:“初,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生少子亮,吴主爱之。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结,数称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4]
  孙权死前,似乎意识到了孙亮年幼,难以掌管大局,于是有恢复废太子和地位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注引《吴书》:“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5]可见权死前,中枢权力实际上已为全公主及其集团所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朱主鲁育在“二宫构争”中与其夫朱据态度一致,支持太子和,而与全主对立。《孙休朱夫人传》载:“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看来朱主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孙权于赤乌末年,将朱主女纳为子孙休妃,目的也是在两个女儿之间保持平衡[6]。孙权扶持二个女儿,将她们安排不同的政治阵营中,无论哪一方得胜,都可以确保孙氏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两党激烈斗争,其代表人物多遭迫害(特别是陆逊、朱据等江东大族损失极大),孙权甚至不惜将两个儿子相继废杀,而对步氏二女如此宠重,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二、全主是孙亮时期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

  太元元年(251)末,孙权病危,太子孙亮仅九岁,权于是安排辅政大臣,征召侨寓人士代表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为少傅,同时召太常滕胤、侍中孙峻、将军吕据“属以后事”[7],组成了一个由侨寓人士和宗室为主的顾命集团。在“二宫构争”中,全公主在朝臣和宗室人物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并将其夫全氏家族子弟安排在军政要害部门,这导致孙权过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孙亮统治的五六年时间里,实际的政治大权掌握在全公主手中。其中代理全主行使权力的政治伙伴有中书令孙弘和大将军孙峻等,特别是孙峻,完全是全公主任意驱使的工具。峻姊为全尚妻,这与全公主有共同的姻缘背景,自然结成利益集团。可以说,尽管孙权死前虽安排了以诸葛恪为首的辅政人选,但实际权力掌控在其女全公主手中。
  诸葛恪辅政,在朝中缺乏牢固的政治基础,孙权之所以看中他,主要是他的士大夫身份——对于孙吴侨寓士大夫集团而言,当时诸葛恪是唯一具备号召力并为各个方面所接受的人物;对江东儒学大族而言,他也是可以接受和合作的人物。孙权希望他能与宗室人物合作,稳定政局。不过,这一安排有一个致命的内伤,即恪与全公主等素有矛盾。诸葛恪是废太子孙和之妃张氏舅舅[8],太元二年,诸葛恪秉政,很快与全公主产生冲突,究其根源,与太子和问题有关。早在“二宫构争”中,恪便拥戴太子和。恪临政,有恢复太子和地位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诛,孙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赐死。和与妃张辞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亦自杀,举邦伤焉。

由此可见,诸葛恪辅政初险为孙弘所害,秉政后仅一年多,便为孙峻所杀,连带太子和被害,主要在于全公主的阴谋活动[9]。
  诸葛恪之死,是孙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士大夫主持政治的局面结束了,政治权力完全由宗室控制,《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峻传》载峻“既诛诸葛恪,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但实际上,“峻素媚事全公主”,峻本传载:

  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

又,《孙休朱夫人传》亦载:

  建兴中,孙峻专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权主祐焉。

全公主通过丞相孙峻来控制政局,制造了不少冤案。一是立即处死废太子孙和,断绝一些儒学士大夫的念头。《孙和何姬传》:

  太子和既废,后为南阳王,居长沙。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

至此,全公主终于将太子和彻底解决了。
  不仅如此,她还将矛头对准了其妹朱公主。《孙休朱夫人传》载朱公主反对全公主废太子和的图谋,全主恨之,孙亮五凤中(254-255年),“孙仪谋杀峻,事觉被诛。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之所以要杀朱主,不仅在处置太子和问题上双方的态度存在分歧,而且朱主也受到孙权的特别照顾,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全主对抗,故全主必诛之而后快[10]。这样,孙权精心设计的二公主干政以维系平衡的的局面终以自相残杀结束。
  在这一过程中,全公主大力培植其夫系家族全氏的势力,以填补权力真空。《孙亮全夫人传》载:

  夫人立为皇后,以(全)尚为城门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为太常、卫将军,进封永平侯,录尚书事。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

全主的这一安排,显然是想自己更直接的操纵孙吴军政大权。
  256年,孙峻死,其堂弟孙綝执掌军政大权。此时孙亮年龄已十五六岁,开始亲政。据《孙休朱夫人传》,太平中(256-257年),孙亮“知朱主为全主所害,问朱主死意?”全主惧,说:“我实不知,皆(朱)据二子熊、损所白,亮杀熊、损。损妻是峻妹也,孙綝益忌亮,遂废亮,立(孙)休。”全公主害死自己的亲妹妹,且嫁祸于朱据二子[11]。这使她与孙綝的关系紧张起来,为固位,全公主扶持孙亮,欲除掉孙綝。《通鉴》卷七七载,258年,“吴主阴与全公主及将军刘丞谋诛綝”,孙綝寻机发动兵变,废亮为会稽王,并“迁全公主于豫章”,剥夺了她的政治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全氏家族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并对孙吴军政局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由于曹魏面临司马氏谋篡,忠于曹魏的大将军诸葛诞在寿春发动兵变,向孙吴求援,全琮子全怿等受命领兵至寿春,正值全公主与孙綝之间生死较量,全氏人物为自保,临阵叛变。这不仅直接促使诸葛诞起兵的失败,也给孙吴的国力造成一定的损害。《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载琮子怿“后袭业领兵,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降,魏以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怿兄子袆、仪、静等亦降魏,皆历郡守列侯。”《晋书》卷二《文帝纪》说得更明白:“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袆及仪奉其母来奔。”由此可见,全氏家族之北奔,显然与全公主之失势相关。至此,不可一世的全公主及其政治势力在孙吴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由上考可见,大致自孙权赤乌年间至孙亮末,前后约二十年,全公主染指孙吴政治权力运作,特别是孙权末期与孙亮时期,全公主是实际的核心统治者。权死前虽命诸葛恪、孙弘、孙峻、滕胤、吕据等人“属以后事”,但诸人多为全主利用,相互迫害,如孙权刚死,孙弘便欲害首席辅政诸葛恪,孙峻告恪,恪诛弘。后峻杀恪,任丞相、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政治腐坏,弘、峻诸人固然作恶多端,但这背后真正的导演是全公主。其手段之毒辣、多变,与历史上其她玩弄权术的女性相比,全公主应当排在高手的行列。因此,尽管孙权在表面上安排了以诸葛恪为首的辅政大臣,但实际上在长期的政治运作中,孙吴宫廷中已形成了以全公主为核心的宗室势力,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孙权后期和少主孙亮时期的政局变化。
  当然,孙权晚年屡兴大狱,特别是发动“二宫构争”,全公主等宗室人物及佞幸奸小能够活跃于政坛,并一再兴风作浪,除了“宫闱错乱”的因素外,还有其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更深刻的政治实质。孙吴统治集团出自寒门,与儒学士大夫阶层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斗争。特别在孙权称吴王、称帝后,其在江东的统治渐趋稳定,士大夫人物逐渐进入孙吴政权,并要求进行多方面的政治、社会的改革,企图对皇权加以制约。这对主张专制的孙权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怕其后继者难以驾驭权臣,使孙吴重蹈曹魏明帝以后皇权中衰的局面。因此,他在晚年不断制造旨在打击儒学世族的政治事件,而“二宫构争”则是这一斗争的高潮[12]。在这一斗争中,孙权最信重的是以全公主为代表的宗室和佞幸集团,而这些人则借此机会肆无忌惮地擢取权利,他们利用孙权的昏愦,将斗争的范围和程度无限扩大。孙权的本意是想巩固其家天下的专制统治的,但结果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的基础。孙权之后,全公主等人掌权,孙吴政治风尚日坏,步入了不可挽救的衰败之途。




[1]《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孙登反对立步氏,使其受到孙权的冷遇和莫名的排斥。对此,拙文《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一文(刊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一期)已有较为深入的考述,敬请参看,此不赘叙。
[2]《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霸传》也载:“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
[3]这是一桩不合礼法伦常的婚姻,全琮孙女虽非全公主之血亲,但从辈份上说,全公主也为祖母;孙亮虽为权潘夫人所生,与全主不同母,但为同父异母弟,全主将二人结合在一起,这完全不合礼法。不过,孙权及整个孙氏集团之婚姻,这类情况甚多,反映了孙氏寒门阶级之文化特征。对此,拙文《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一文(刊于台湾《汉学研究》2003年第二辑)已有深入的考论,敬请参看。
[4]《通鉴》卷七五252年载孙权潘皇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不胜其虐,伺其昏睡,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胡三省于此条下注云:“斯事也,实吴用事之臣所为也。潘后欲求称制,左右小人正当相与从臾为之,安有不胜其虐而缢杀之理!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胡氏所论甚是,潘后张狂,引起“用事之臣”的嫉恨,可以推测,当时暗中操纵此事的主要人物当是全公主与孙弘等人。
[5]《通鉴》卷七五《魏纪》七,嘉平三年(251)载此事,胡三省注曰:“争者,恐和复立,为己患也。”可谓一言中的。
[6]从辈分上说,朱主与孙休为姐弟关系,将外甥女嫁给舅舅,正说明孙权之寒门无礼,参前揭《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一文的有关论述,不赘。
[7]《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8]据《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附子承传》,“初,承丧妻,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权数令和修敬于承,执子婿之礼。”
[9]诸葛恪辅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争取人心,又先后两次发动对曹魏的北伐,意在立大勋而树立威望。但他操之过急,引起上下反对,终于为孙峻所利用遭诛。对此,拙文《论诸葛恪》有详细的考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三期),敬请参看。又,表面上害恪者是孙峻,实际上,峻之活动都受制于全公主的指使。
[10]《三国志》卷五○《吴书•孙休朱夫人传》注引《搜神记》载:“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孙皓)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著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著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从石子冈上半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进一冢上便往,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同,于是开冢,衣服如之。”石子冈是当时的乱坟区,将朱主葬于此,是一种严厉的惩罚。所谓“孙峻杀朱主”,背后的主谋是全公主无疑。又,《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载綝废孙亮、立孙休之际,奉书休诉亮罪云:“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义自立,昔杀小主(即朱主),自是大主(即全主)所创,帝不复精其本末,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诸下莫不侧息。”这里肯定杀朱主是“大主所创”。
[11]关于朱据二子之死,《三国志》卷五七《吴书•朱据传》载“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这里明确指出二人为全公主害死。不过,其他地方所载此事则有异,正文已引《三国志•吴书•孙休朱夫人传》载全公主推委朱主死因,致使孙亮“杀熊、损”。又,《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载“亮嫌綝,乃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杀损于建业。綝入谏不从,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綝。”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七则根据这两处记载,说:“以二传推之,熊、损之死,出于亮意,非由全主所谮,谓全主诿罪二人则可,谓之谮不可也。”钱氏读史细致入微,所论往往切中要害。就此事而言,孙亮为与孙綝争权,牵涉到朱氏兄弟,故下令将二人杀害。不过,考虑到全公主当时的特殊地位,她恐怕还是要承担主谋的责任。
[12]关于“二宫构争”的实质,前揭拙文《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一文已有细致之分析,敬请参看。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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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19 pm

论孙吴政权中的南北士人(附田余庆、祝总斌先生批语)
作者:韩树峰 

  孙权称帝,标志着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最后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南方士人逐渐取代了北方士人,成为孙吴政权的当政处轴者[1]。但是,淮北士人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依然存在,而且在政权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南北士人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势必导致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发生矛盾,乃至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分岐对立。孙权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时,其态度基本倾向于北士,与北士结成联盟,压抑、打击南方士人。此种情况在孙权执政的嘉禾、赤乌年间(232——250年)表现最为明显。本文对这段时间内南北士人之间的斗争及孙权处理这些政治问题的态度试加分析,以概见孙吴政治发展史之一斑。


  《资治通览》卷74明帝景初二年(238年)云:

  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妒,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后庭,吴主欲立为皇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

《三国志》卷50《吴书》徐、步二夫人传对吴主孙权立后事均有记载。《通鉴》为详,且稍不同,下面结合二传及《通鉴》对孙权立后事加以分析。
  立何人为皇后,牵涉到多方利益,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治势力的消长,因此,在中国古代和立太子一样,是一件十分敏感的大事。成年皇帝即位无后达十余年之久的,孙权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孙权意欲立步夫人为后,遭到“议在徐氏”群臣的极力抵制。这些人势力足够强大,致使孙权身为君主,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按自己意愿行事。“议在徐氏”的群臣具体包括哪些人,没有明确记载,但太子孙登却是其中之一。《三国志》卷59《吴书·孙登传》传云:

  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

孙登所云“在吴”之母即孙权“废处于吴”的徐夫人。孙登甚至不惜以牺牲太子之位要挟孙权立徐氏为后,不否认其中有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因为他本由徐氏抚养成人。但是,更应看到,除此而外,孙登身后还有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在支持他。
  孙登本人“足为茂美之德”,临终上疏请求孙权“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2]而南士领袖陆逊一贯强调“施德缓刑”,《吴志》卷58载陆逊上疏云:

  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陆逊又曾驳南阳谢景“先刑后礼”之论,反对谢渊、谢厷等人“兴利扰民”之举[3]。《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对孙权“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加以赞扬。可见,反对苛烦之政,注重德治是陆逊施政的指导思想。陆逊族子陆凯给孙皓上疏,请求他“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4],其言辞与陆逊如出一辙。陆逊之弟陆瑁对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的苛刻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应该效法先圣,“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5]。不难看出,陆瑁亦以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教化为其思想的中心点。南士另一领袖人物顾雍言行亦以德为先[6]。可以说,“以德治国”是南方士人的基本态度。孙登临终所言与南士思想若合符节,如出一辙。而陆逊曾有辅佐孙登镇武昌的经历,以后孙登至建康探望孙权,孙权对旧都武昌放心不下,令其西还,孙登力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似乎二人关系十分融洽[7]。孙登提议立徐夫人为后,颇有可能代表了南方士人的意见,而公开谏阻孙权立步夫人为后的群臣大概也以南方人居多。
  《吴书》卷50《徐夫人传》云:“权为吴王及即尊号,登为太子。群臣请立夫人为后,权意在步氏,卒不许。”南方士人请立徐夫人为后,非止一次,均为孙权所拒绝,但他们态度十分坚决,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反对立步夫人为后。在立徐夫人为后这件事上南士之所以如此执著,与徐夫人的家世背景及徐夫人本身经历有关。
  徐夫人为吴郡富春人,父祖与孙氏关系颇为密切。孙坚把妹妹嫁与徐夫人的祖父徐真,而其父徐琨曾随孙策讨平笮融,刘繇,后仕丹阳郡。但徐琨毕竟是南方人,而且所领士兵较多,孙策对其产生疑虑在情理之中,所以,当徐琨率兵在丹阳与袁术手下作战时,孙策便以吴景取代了徐琨,徐琨只身返回吴郡[8]。孙策对徐琨的态度反映了徐氏在南方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徐夫人本人初适同郡陆尚,陆尚事迹未见于史籍,应是陆逊同族。徐夫人得与吴郡四姓之一联姻,其家族地位不会很低,南方士人支持徐氏在情理之中。
  孙权纳徐夫人为妃的时间不能确定。《徐夫人传》云:“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似乎纳妃目的在于抚养孙登。孙登生于建安十四年(209年)[9],徐夫人入宫应在此时。但推敲《通鉴》上引文,徐夫人入宫应在曹操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即建安五年或稍后,孙登出生,孙权又令徐夫人“母养之”。建安五年,正是孙权初承父兄基业之时,《吴书》卷47《孙权传》云:“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形势至为艰难危险,正在形成中的孙吴政权能否在江东立足尚是一个未知数。建安十四年,赤壁之战刚刚结束,鼎立之势初现,孙权急需得到南方士人的支持,以开境拓土,巩固孙吴政权在江东的地位。在这两个特殊的时期,纳徐氏为妃,等于架起一座与南方士人沟通的桥梁,把“布在州郡” (田余庆先生批语:原文意思,天下英豪主要指北方士人,布在南方诸州郡。此处使用不妥。)的南方士人聚集在孙氏周围,共同开创、发展处于困境中的孙吴政权。
  在此之前,由孙权之母吴夫人主持,孙权纳会稽谢夫人为妃。众所周知,谢氏为会稽大族之一,纳谢夫人为妃,意在结好会稽士人,这是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10]的显例之一。但孙权未能很好地贯彻吴夫人的初衷。谢夫人因违逆孙权之意而失宠,后郁郁而终[11]。如果孙权纳徐夫人确在建安五年(田先生:似未有凿证),其时吴夫人尚未去世,此次联姻也颇有可能出于吴夫人的授意,其欲结好吴郡士人的目的就更加明显。否则,以孙权的身份和地位,实在没有纳他人遗孀为妃的必要。
  孙权为结好南士纳徐夫人为妃,反映了徐氏地位的重要,而这又是南士坚持请立徐氏为后的重要原因。
  《资治通鉴》上引文云“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授”。按上下文义理解,这些大臣似乎就是“议在徐氏”的群臣(田先生:前面说“议在徐氏”之臣为南士,这里另是一个说法)。按《通鉴》所载,其时徐夫人尚在,南士绝不会态度转变如此之快,舍弃徐夫人而更请追赠步夫人皇后印绶。“奏追赠步夫人皇后印绶”的群臣另有其人,代表了另一种政治势力(按字体辩认,这里的批语似是祝总斌先生所写:前面“议在徐氏”,为何无此势力?)。《吴书》卷50《步夫人传》云:

  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骘同族。……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及薨,臣下缘权指,请追正名号,乃赠印绶。

步夫人的亲戚主要是步骘家族,而步骘是淮泗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我怀疑“缘权指”的臣下主要是步骘及其子嗣,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北方士人。《艺文类聚》卷51载胡综上疏,有“陛下践阼以来,十有二载,皇后无号,公主无邑,臣下叹意,远近失望”之语。按孙权践阼在229年,下推十二年,即240年。《步夫人传》及《通鉴》均把追赠皇后事系于步夫人薨年即238年,与胡综所云不合,或者《步夫人传》及《通鉴》采用“史终言之”的笔法,综合叙述步夫人的事迹。胡综曾建议孙权严刑峻法,“示以大辟”,然后犯者乃绝[12],这与陆逊等人“重德轻刑”的施政方针显然旨趣大异,他当然不会和南士共同支持徐夫人。胡综表中未明言请追赠步夫人为后,但他上表之时,步夫人已薨,与《步夫人传》上引文所载颇为相合,他应该是缘孙权旨意的大臣之一。胡综为汝南固始人,少时随母避难江东,这岂非证明支持孙权的群臣是北方士人吗?支持孙权的北方士人为数可能不少。否则,以孙权及步夫人亲戚等少数人的力量很难顶住来自南方士人的强大压力,而拒绝立徐夫人为后。
  孙权几次欲立步夫人为后,未能成功,但也坚决拒绝了南方士人请立徐夫人为后的建议,致使皇后之位悬搁十余年之久,这已经超出了孙权个人的感情范围,而是南北士人的不同政治态度所造成的结果。缺后时间如此之久,反映了南北士人的势均力敌以及孙权的矛盾心态。但从另一角度分析,也可以说孙权对南士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一味迎合、拉拢了。
  与立后事件同时发生或稍后的吕壹校事案有助于我们理解孙权对南士的态度。吕壹任典校郎时,劾奏大臣,牵涉面很广,对孙吴政治影响很大。《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简略记载了吕壹案的经过:

  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

吕壹行事,用法深刻,“举罪纠奸,纤介必闻,”[13]与南士一贯主张的“施德缓刑”、“忘过记功”宗旨大相径庭,所以除太子孙登外,反对吕壹检校文书的多是南方士人。[14]在这个问题上,也再次反映了孙登与南士的进退一致。但是,孙权对孙登诸人的进谏劝阻置之不理,因为吕壹“举罪纠奸”,正是授(田先生:“受”?)意于孙权。《资治通鉴》卷74明帝景初二年云:“吴主使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按《三国志》卷52《吴书·步骘传》,步骘上书言陆逊、顾雍、潘濬之忠(田先生:上文言步夫人代表江北势力,此处又说步骘进言南士忠诚,是否有难通之处?),反对用吕壹检校文书,最后云:“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通鉴》胡三省注释“天”为“君”,说明顾、陆、潘诸人引起孙权的怀疑,因而令吕壹检校文书,主要目标则针对南士。以后,吕壹所举奏的多是南方士人也证明了这一点。《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云:“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同书卷57《吴书·朱据传》,吴郡四姓之一的朱据亦被吕壹所诬,孙权数加责问。估计陆逊也不会幸免。但是,吕壹行事影响十分恶劣,搞得吴国上下寒心,以致太常潘濬“欲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15]。在这种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孙权不得不将吕壹诛夷。
  暨艳检覆(田先生:“?”)郎署,触动了吴郡四姓利益,孙权主动而又坚定果断地处置了暨艳一案,甚至牵涉其中的吴郡四姓之一张温也不能幸免,废锢于家,反映了孙权为取得南士支持,坚决维护南士利益的决心[16];而吕壹检校官府文书,则系秉承孙权旨意 ,且主要针对南方士人,虽然孙权此后引咎自责,但很难说有多少诚意。吕壹案的发生与暨艳案相反,反映了孙权对吴四姓的压抑和打击。
  立后之争体现了南北政治势力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毕竟还处于隐伏阶段,并不明显。在二宫之争过程中,南北士人矛盾终于公开,孙权对南北方士人的态度也由游移不定转为倾向于北方士人。(田余庆先生:江东化指权力在地域集团转移而言,是和平渐进过程,而且不是绝对地用此弃彼。直到吴末,淮人在朝还不少。总之,对此问题,要从大处看,不能绝对化。说隋唐用关陇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当权,也不能绝对化地理解。)



  二宫指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他们之间的斗争始于孙权对二宫分宫别僚,之后,斗争日渐加剧,朝中文武百僚、外戚宗室均牵涉其中,分造两端,各有所依。《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对二宫分立情况记载比较明确:

  自侍御宾客造为两端,仇党疑贰,北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两宫之争中官僚的对立地域性特别明显(田先生:?,例外多了一些),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
  陆逊当时是南方士人领袖,而顾谭是丞相顾雍之孙,为吴郡四姓之首,朱据出自吴郡,亦在四姓之列。另外,吴郡张氏也是太子的支持者,《吴书》卷59《孙和传》注引《吴书》曰:“(孙权将废太子),张纯亦尽言极谏,权幽之,遂弃布。”张纯为张敦之子,而同书卷52《顾郡传》及注引《吴书》云,张敦为吴郡士人,少与陆逊齐名。可见,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俱党于太子。除四姓外,支持太子的大臣基本也是南士或与南士关系密切的北士。施绩是丹阳朱治养子朱然之子,而朱治曾大量举荐吴四姓及公族子弟入仕吴王府[17],与南士关系紧密。尚书丁密则是会稽山阴丁览之子[18]。又据《吴书》卷57《吾粲传》载:“遭二宫之变,(吾粲)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吾粲与陆逊互通声气,宗奉太子。吾粲是吴郡乌程人,得顾谭之父顾邵荐拔,入于名士之列[19]。张昭之子张休也全力维护太子。张昭是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但张休本人曾“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为人解达,登甚爱之,常在左右”[20],其气质更接近于南士。另外,太子孙和之妃是张休之女[21],这对张休支持孙和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田先生:张昭态度很重要。张氏在太子党,很影响本文说服力。)。诸葛恪、滕胤党于孙和,事属特殊,此点下文有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宗奉太子的大臣从地域上讲基本是南方士人。
  《吴书》卷61《陆胤传》注引《吴录》云:“孙权欲废太子,胤(陆逊族子)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既而逊有表极谏。”又上引《吾粲传》,吾粲数与陆逊互通消息,南士为保护孙和太子之位,密谋策划,费尽心机。陆逊不但数次上书切谏,而且请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22],可谓不遗余力。南士支持孙和态度如此坚决,除所谓嫡庶之别外,另有原因。《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吴书》载,孙登礼敬孙和如兄,欲把太子之位让于孙和,二人关系十分融洽。孙和拜(田先生:“拜”字不妥)太子,南方士人会稽阚泽拜太子太傅,《三国志》卷52《吴书·阚泽传》称:“泽谦恭笃慎,和而有正”,反对“增重科防”,和陆逊诸人思想一脉相承。在阚泽薰陶下,孙和亦以仁孝著称。《孙和传》云:“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妄(田先生:妄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以条书问事”即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处理事务。孙和对此加以反对,这符合南士“以德治国”的思想(田先生:主张以德治国不能说就不要法律)。朱据为孙和据理力争,称孙和“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23]。而屈晃则云:“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跱,实不宜摇动太子,以生众心。”[24]朱、屈二人维护太子,所持理由基本相同,均强调孙和的“仁孝”,孙和以“仁孝”著称,得到南士的欢迎,南士支持他自然在情理之中。
  阿附鲁王孙霸的步骘(祝先生:前为陆逊说话),临淮淮阴人,与步夫人同族。早年避难江东,后出任交州刺史,宾服南土,孙权称帝,拜为骠骑将军。吕岱,广陵海陵人,继步骘任交州刺史,清定南土有功,拜镇军将军,后与陆逊共镇武昌。吕据,汝南细阳人,其父吕范是孙氏旧臣,随孙氏兄弟东征西讨,佐孙权建立江东基业,最后官至大司马。吕据以父任为郎,两宫之争时,官拜越骑校尉[25]。可见,早年南下的北士及其子嗣是鲁王之党的核心成员。全琮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吴郡钱塘人,声望虽不及顾陆朱张,但也是南士重要人物之一。建安早期,全琮尽己所能,倾家接济避乱而南的中州士人,并因此“显名远近,”似乎和北士关系颇为密切。以后,全琮纳步夫人长女鲁班为妻[26]。鲁班在政治上颇为活跃,经常插手吴国内政。孙和之母由于她的阻挠,未能立为皇后,由此二人结下嫌隙。在她和其他人的谮搆下,孙和终于被废。孙权寝疾,“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祝先生:为什么?),乃止。”[27]以后孙亮得立为太子,鲁班起了很大作用[28]。鲁班还有可能插手徐、步二夫人立后之争,上疏称步夫人为“中宫”[29]的亲戚,除步氏外,我想应该包括了全氏家族。鲁班在政治上的态度及其特殊身份不可能不影响到全氏,所以,二宫之争伊始,全琮即以其子寄事鲁王,并因陆逊劝阻,而与之生隙[30]。孙弘,会稽人,属于南士之列,但他“佞伪险诐”[31],与南士重视“仁德”有本质区别。孙峻为孙吴宗室,是孙坚弟静曾孙,《吴书》本传谓其“无重名,骄矜(田先生:矜。作者注:原文“矜”写错,故先生有此改正)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二孙性格与孙和的“雅性仁孝”显然不是同路,。所以,二孙站在北士之列,拥护鲁王,谮毁太子。另外,党于鲁王的杨竺,来自广陵,其人地位虽然不高,但在两宫之争中,簸扬其间,兴风作浪,许多南方人士在他的谮毁下,受到孙权的打击[32]。(田先生:也是例外多了一点)
  鲁王也曾做过结交南士的努力。《资治通鉴》卷74邵陵历公正始六年:“鲁王曲意交结当时名士。将军朱绩以胆力称,王自于其廨,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33]可见,鲁王的拉拢未曾见效,南士拒绝和他交通。我想,这大概和鲁王的“才德无闻”[34]有关。
  孙权对二宫之争的处理和立后一样,拖泥带水,优柔寡断。《资治通鉴》卷75邵陵历公嘉平二年云,孙权“欲废和立亮,然犹呻吟者历年”,反映了孙权处理此案的小心谨慎。不过,在废和立亮前即两宫之争的第一阶段,孙权就已对南士领袖不再信任。《文选》卷47《三国名臣序赞》云,陆逊“正以招疑,忠而获戾”,李善注谓因逊谏权废太子。以后孙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而卒”[35]。顾谭兄弟及张休被徙交州,张纯弃市,而吾粲则“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两宫之争第二阶段,太子将废,吴郡朱据因屡屡进谏,被杖责一百,最后贬官赐死,尚书仆射屈晃则斥归田里,而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因上书进谏遭族诛,“群臣坐谏诛放者十数”。孙和终于被废徙故障[36],孙和之党受到严重打击。与太子集团的覆(田先生:覆。作者注:原文“覆”之上部手写较草,像“雨”字,先生因此校正。)灭相反,鲁王之党在二宫之争中基本未受任何处罚,反而随南士力量的削弱,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云:“又陆逊亦卒,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与比隆。”论声望和资历,朱然应是继陆逊为相的最佳人选(田先生:朱然似无从政经历),但是,孙呻吟年余[37],大概是由于对南士的疑忌心理尚未消除,终于以北士首领步骘为相,转朱然为左大司马,同时,党于鲁王的全琮为右大司马,而品岱则迁为上大将军[38]。值得注意的是,赤乌九年(246年)前,孙吴大司马无左右之分,此次大司马分为左右,不知是为了平衡朱、全二人的权力还是有其他用意。在两宫之争中,鲁王之党中只有职位不高的杨竺、全寄、孙奇、吴安等人在第二阶段被诛[39],而谗毁其间推助澜的全公主未受任何处罚,而且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孙权处理两宫之争,对南士罪轻罚重,表明孙权已经背离建国时期 “忘过记功”的用人宗旨[40],开始对南士进行打击。而且孙权并没有因南士领袖人物的或死或放而消除对其子嗣的怀疑。《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载:

  吴尝发大众集建业,扬声欲入冠扬州,刺史诸葛诞使王基策之。基曰:“……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支党,还自保护耳。”

此事发生在曹魏邵陵历公八年,即孙吴赤乌九年。其时两宫之争日趋激烈,孙权不会置内部政争于不顾,亲自出兵,陆逊、步骘、全琮诸人相继去世,东吴旧将确实寥寥无几,王基之言可谓洞悉内情。但“新将未信”未明指何人。考陆逊卒后,新提拔的重要将领主要有诸葛恪和陆抗,恪迁大将军,抗拜立节中郎将。孙权虽认为诸葛恪“刚很(田先生:狠?很?)自用”,但即委之以辅政重任,就不可能怀疑他。而且诸葛恪早年有讨平山越的经历,拜将时已年过四十[41],似不可谓之“新将”。陆逊卒于赤乌八年,陆抗年二十,则其拜将之年只有二十一,“新将”之称对他非常合适。孙权因怀疑陆逊,而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虽然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42],但我想孙权对陆逊的怀疑不会因陆抗回答得体而很快消除,而且将这种怀疑推及到陆抗,不是不可能的(田先生:讲得颇有道理。只是材料错综复杂,事在疑似之间,还难落实,须再加一把劲)。
  经过两宫之争,南士或杀或贬,力量大为削弱,在赤乌后期不再具有当轴处政的优势。而且孙权对南士的怀疑及压抑至其统治末年终未改变。孙权临终所任命的辅政大臣没有一个南方士人便说明了这一点。



  太元二年春(252年),孙权遗命以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吕据、孙峻为辅政大臣,辅佐孙亮。在这些顾命大臣中,吕据、二孙党于鲁王霸,属北士集团,已见上述,诸葛恪、滕胤则宗奉太子。诸葛恪乃琅琊诸葛瑾之子,诸葛瑾是辅佐孙权开创孙吴基业的重要人物,仕至大将军,他和张昭、周瑜、鲁肃诸人共同组成北方士人的核心。诸葛恪身为北士子弟,在两宫之争中,却与南士共同支持太子和,我想主要由于孙和之妃张氏是他的外甥[43],二人有着共同利害关系,在政治观点上倒未必有多少相同处,因为诸葛恪的施政方针与南士所主张的“以德治国”是大异其趣的。《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吴书》曰:

  权寝疾,议付所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田先生:狠?)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

孙峻在两宫之争中,和诸葛恪分属不同集团,他一力推荐诸葛恪,原因在于诸葛恪和南士关系并不密切,而且与施绩嫌隙甚深[44](田先生:道理不充足,有点弯弯绕)。诸葛恪党于太子和经历,又使南士在自己没有人选入辅政之列时,不得不转而支持他。这是诸葛恪出任首位辅政大臣的背景。孙权以诸葛恪“刚很自用”,对他颇有疑虑,但是,此时孙吴人才凋零,要寻找一个为南北士人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并不容易,孙权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45]诸葛恪成为权倾一时的执政者,这是孙吴建国后,北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压倒南士,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滕胤来自北海,也是北士。他和诸葛恪关系十分密切,又有姻亲之谊[46],所以在政治问题上二人步调基本一致。两宫之争中,他和诸葛恪一样,宗奉太子。他得入顾命之列,大概和尚主有一定关系。就整体言,孙权所任命的辅政大臣是以北士为主,辅以宗室的领导集团。随陆逊、顾谭诸人的谢世,南士失去领导核心,其后嗣子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资历声望皆无法与其父辈相比;另一方面,孙权对他们的猜忌心理尚未消除,所以,吴郡四姓没有一人得入顾命之列,这是南士在政治上力量最为削弱的时期。
  《诸葛恪传》注引《志林》曰:“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吕岱所言是对时事的正确估价。两宫之争结束,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南士在斗争中虽然受到打击,政治上一时遭受挫折,但其潜在力量却非北士可比。北士虽然得以执政,但孙吴政权的基础仍是南人而不是北士。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诸葛恪如何处理南北士人的微妙关系,就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稍一不慎,就有覆车之虞。孙权对诸葛恪心存顾虑,就是担心以他“刚很自用”的性格很难协调处理好南北士人的关系,而以后的结果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亲自经历了南北士人之争的诸葛恪对当时的形势当然比较了解,执政伊始,为取得南士的支持,便改革了一些旧制:“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校官即检校官府文书的官吏,孙权主要用来监视控制南士,南士也(田先生:?)嫉之如仇,这已见上述。孙权杀掉校官吕壹,但检校制度大概依然存在。诸葛恪废除校官制度,实际解除了南士身上的枷锁。原逋责、除关税主要照顾南士的经济利益。而“事崇恩泽”实际就是以“德”、“仁”作为处理事务的准则,是陆逊诸人“以德治国”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所以,诸葛恪秉政,深得南士欢心,以至“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但是,诸葛恪并没有把取得南人的支持作为长久的国策来执行。太元二年三月(253年),诸葛恪置众大臣意见于不顾,发州郡民众二十万,兴兵伐魏,这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诸葛恪遭诛后,临淮臧均对他做过全面评价:“(诸葛恪)素性刚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静穆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臧均所云均是实际情况。孙权因其性格“刚很自用”而有疑虑,其叔父诸葛亮谓其“性辣”,《资治通鉴》卷76邵陵历公嘉平五年(253年)载陆孙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诸葛恪传》载恪与陆逊书,为自己辩解,认为陆逊所言是“不舍小过,纤微相责”。其实,陆逊倒不是“不舍小过”之人,主要是诸葛恪骄矜陵人、刚愎自用的性格不为南士所喜,而由这种性格所导致的“治国以刑”方针更与南士所一贯强调的“德治”相对立。以陆逊为首的南士和诸葛恪存在矛盾是必然的。迫于形势,诸葛恪执政之初,废除了校官制度,但形势稍有好转,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不再“静穆邦内”,坚决出兵伐魏。
  诸葛恪境外用兵,遭到众臣反对,《诸葛恪传》云:“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恪乃著论谕众意曰:……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我们知道,自孙吴立国,力主保境而守,划(田先生:画)江为界,反对境外用兵的多是南士,诸葛恪针对画江而守的意见加以反驳,可证反对北伐的主要是南方士人。诸葛恪发兵二十万伐魏,声势如此浩大,这在孙吴历史上还是首次。孙吴国小力弱,这二十万兵士除了来自平民,很大部分应该来自南方大族的家兵部曲,这无疑损害了他们的利害,“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诸葛恪可以对众臣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兴兵境外,但正如魏将邓艾所分析的那样,“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7],对此次用兵暗中加以抵制阻挠,这增加了伐魏的困难性;而在军事行动中,诸葛恪又与南士将领施绩、朱异发生磨擦;终于兵败新城,士卒损耗十分严重,南士对他越发不满。但是,诸葛恪未加反悔,撤兵新城后,“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大兴功利;返回建康,“愈治威严,多所罪责”,搞得人心惶惶,“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南士对诸葛恪初时的信任完全丧失,而代之以深深的失望和怨恨。诸葛恪执政伊始建立起来的威信荡然无存,完全丧失了统治基础。太元二年十月,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与吴主孙亮合谋除掉了诸葛恪,其弟诸葛融也为施绩所杀,孙峻代替诸葛恪掌握了孙吴政权。
  诸葛恪兴由于南士,败亦由于南士,他的兴衰史说明,北士在与南士斗争中,或者可以在某个时期略占优势,甚至可以取代南士执掌国政,但秉政者却不可以始终推行与南士“以德治国”方针相背离的政策,否则,将失去自己的统治基础,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孙吴立国江东的基础是南士,而不是北士。

  本文简略分析了孙吴政权内部不同时期南北士人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情况与东晋颇为不同。连绵相继的移民浪潮为南渡的东晋侨姓士族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增加了他们的力量,从而使其在与南方士族的斗争中始终占有很大的优势,而孙吴政权中的北士集团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南士作斗争的只是最初随孙氏南渡开创江东基业的淮泗士人及其后代,而无新的力量可以补充。随北士的自然死亡及其后代落籍当地[48],北士很难作为一个集团存在下去,南北之争也就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诸葛恪是南北之争中北士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被杀后,北士人才已无可称道者;相反,南士则逐渐发展起来,人才相衔而出,高级官僚全部由他们担任,他们重新掌握了孙吴政权,这种情况到孙吴灭亡一直没有改变。

  田先生批语:写得不错,有基础,还须搓揉。关键在提高说服力。


[1]田余庆:《孙吴的建国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化》1992年第4期。
[2] 《三国志》卷59《吴书·孙登传》。
[3] 《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
[4] 《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
[5] 《三国志》卷57《吴书·陆瑁传》。
[6] 《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
[7] 《三国志》卷59《吴书·孙登传》。
[8] 《三国志》卷50《吴书·徐夫人传》及注引《江表传》。
[9] 《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云孙登生于赤乌四年即公元241年,《孙登传》言其卒年33,所以孙登应生于东汉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
[10] 《三国志》卷50《吴书·吴夫人传》。
[11] 《三国志》卷50《吴书·谢夫人传》。
[12] 《三国志》卷62《吴书·胡综传》。
[13] 《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
[14] 参《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卷58《吴书·陆逊传》,卷61《吴书·潘濬传》。
[15] 《三国志》卷61《吴书·潘濬传》。
[16] 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化》1992年第4期。
[17] 《三国志》卷56《吴书·朱治传》。田余庆先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对朱治大量举荐吴郡四姓子弟作了详尽分析,请参考。
[18] 《三国志》卷57《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19] 《三国志》卷52《吴书·顾邵传》。
[20] 《三国志》卷52《吴书·张休传》及注引《吴书》。
[21]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
[22] 《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
[23] 《三国志》卷57《吴书·朱据传》注引殷基《通语》。
[24]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吴历》。
[25] 《三国志》卷52《吴书·步骘传》、卷60《吴书·吕岱传》、卷56《吴书·吕范传》。
[26] 《三国志》卷60《吴书·全琮传》。
[27] 《三国志》卷61《吴书·孙和传》注引《吴历》。
[28]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亮传》。
[29] 《汉书》卷97(下)《外戚·赵皇后传》师古注“中宫”曰:“皇后所居。”
[30] 《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
[31] 《三国志》卷52《吴书·张休传》及注引《吴录》。
[32] 参《三国志》卷57《吴书·吾粲传》、卷59《吴书·孙和传》、卷61《吴书·陆凯传》。
[33] 《三国志》卷56《吴书·施绩传》所载与《通鉴》大致相同。但无“鲁王曲意结交当时名士”之语。南人中名士颇多,我想陆逊等人均在鲁王结交亡列,但支持鲁王的南人却十分少见。《通鉴》所载更能反映南士对鲁王的态度。
[34]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裴松之注。
[35] 《三国志》卷58《吴书·陆孙传》。
[36] 《三国志》卷57《吴书·朱据传》注引殷基《通语》及《孙和传》。
[37] 按《吴书·孙权传》,陆逊卒于赤乌八年二月,步骘任丞相在赤乌九年九月,相位空缺一年半。
[38] 《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
[39] 《三国志》卷59《吴书·孙霸传》。
[40]参胡守为先生《暨艳案试析》一文,《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
[41]《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吴录》,恪于嘉乐二年(253年)被杀时年51,赤乌九年(246年)拜将年。
[42] 《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
[43]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
[44] 《三国志》卷56《吴书·施绩传》。
[45] 《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吴书》。下文出自此书者,不再出注。
[46] 《三国志》卷64《吴书·滕胤传》。
[47] 《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
[48] 田余庆先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对北士落籍当地有所论述,请参看。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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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23 pm

《三国志》裴注研究
作者:胡宝国

东汉后期,对历史著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

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4]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5]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6]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7]《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8]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9]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

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10]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11]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12]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13]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14]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15]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16]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传》云‘?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17]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18]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为了说明风气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东汉至东晋的情形。
  《论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经学是义理之学。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蒙文通先生曾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21] 联系上文,这个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到晋代,这样的例子的确更多了。晋祠部郎王蔑撰《史汉要集》二卷,“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22] 除此之外,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体现在对东汉历史的撰写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这是说记述东汉历史最早的书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据《隋志·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魏晋以后的多种《后汉书》都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史传篇》又云:“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这里是在讨论纪传体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见。傅玄,魏时“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又“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23] “讥后汉之尤烦”,大概就出自该书。“后汉”是指《东观汉记》。魏晋时期认为《东观汉记》烦杂的不止傅玄一人。据《晋书》卷82《司马彪传》载,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东观汉记》属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后来修史者自然要补其所缺。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记述烦杂”。按他说,此前谯周虽然已经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有必要重写。他的《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按《隋志》着录稍有不同,易“篇”称“卷”,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为一卷,两书所记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纪、志传,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确实删减不少。与司马彪同属西晋的华峤撰写《汉后书》,也是意在删减。《晋书》卷44《华峤传》:“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较之东观书,删减也不少。东晋袁宏着有《后汉纪》。他在自序中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与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写作体会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5]五难之中,“烦而不整”居于首位。着后汉史者追求简略如此,而着晋史者也是如此。“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26]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7]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张辅根据《史》《汉》字数多寡来评价班马,因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有趣的是,出自同样的理由,干宝则对《史记》多有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同书《烦省篇》:“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在众多史学家竭力追求简化的学术风气下,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三国志》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国志》在西晋问世后,并没有因其简略而受到批评,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南朝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对比上述汉晋史家观念,他的意见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后,采用这种方式注释史书的还有若干家。《梁书》卷41《王规传》:“规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卷49《刘昭传》:“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据沉家本统计,刘昭引书 “凡经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28]此外,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也属此类,刘注“所引经史杂着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29] 受南朝学风影响,北魏“(宋)显从祖弟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30] 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简约、不避繁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
  同样的变化在史书的修撰中也发生了。《宋书》卷69《范晔传》:“范晔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与《东观汉记》相比,范晔在《后汉书》中的确有所删减,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后汉书》与《三国志》,就不难看出范晔其实也增加了不少材料。《三国志》卷6《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内省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两传比较,《后汉书》的内容显然比《三国志》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后汉书》增加的部分可以从《三国志·袁绍传》裴注所引《英雄记》中找到来源。《英雄记》载:

  成字文开,壮健有部分,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英雄记》又载:

  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武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范晔所增加的内容与裴注所增补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来自《英雄记》。类似的情形在《三国志》裴注与《后汉书》中屡有发生。《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

《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魏书》:

  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后汉书》卷75《袁术传》:

  (术)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绍阴然其计。

《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

  (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按此,裴松之、范晔都注意到了《三国志》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三国志》作注,而范晔则将其径直写进了史传正文。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的撰写者早已注意到了此点。作者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发现“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许限于体例,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此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之处。《隋书》卷58《魏澹传》载魏澹所作《魏书》义例。其中引用了范晔的一段话:

  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这里,范晔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反对《春秋》体,是因为这种体裁“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他赞成纪传体,是因为这种体裁“网罗一代”,“事义周悉”。范晔的这段评论不见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给人以传闻的感觉。但联系上述《后汉书》与《三国志》裴注的比较,魏澹所说应该是可信的。范晔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虽然与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历史事实的丰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追求义理还是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是经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之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1] 义即义理,这是孔子改编《鲁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32] 又说:“《春秋》以道义。”[33] 至于选择以《春秋》来“道义”,则是因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这样一来,在经学的范畴内,历史就只是成了“道义”的工具。而从史的角度讲,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才应该是第一位的。范晔说春秋体“文既总略,好失事形”就是从史学的立场上对《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经学昌盛的汉代,如此议论《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晔以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如沈约《宋书》多达一百卷。刘知几就此批评说:“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35] 梁、陈两朝时代不长,但据《隋志》载,谢吴所撰《梁书》竟达一百卷。陈代顾野王所撰“《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36]
现存的《南齐书》六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篇幅虽然远不能与谢、顾二书相比,但若与《三国志》相比,仍然不算短。就时间而论,三国历时六十年,齐历时二十三年,梁历时五十五年,陈历时三十二年。三国时间最长。就卷数而论,《三国志》总卷数虽说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吴三书原本是各自单行的。若分开计算的话,《魏书》只有三十卷,《蜀书》只有十五卷,《吴书》只有二十卷,篇幅比齐、梁、陈三书短得多。[37]
  我们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减史书的事例。梁豫章内史张缅撰《晋书钞》三十卷,阮孝绪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裴子野删沈约《宋书》为编年体《宋略》,该书只有二十卷。但从总的方面看,删减史书在南朝不占主流。象晋人那样推崇简略的话在南朝几乎见不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关注的不在于旧传统的延续,而在于究竟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说:“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刘氏距离南朝不远,当时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应该是有根据的。只是他还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乃是经学对史学影响逐渐衰退后的自然结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现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三、裴注以后的注释

  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38]他的认识是正确的。裴注以后,尽管还出现了若干家类似的注释,但从总体上看,更多的注释家还是继续采取名物训诂的旧式方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宋书》卷64《裴松之传附裴骃传》:“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着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裴骃承父业,以注释《史记》而留名。不过,裴骃集解《史记》,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响。张守节说:“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39] 王鸣盛说:“世家自陈涉以下,列传自张耳、陈余以下,裴于徐广旧注外但袭取服虔《汉书注》、晋灼、臣瓒及蔡谟《汉书音义》,裴所自为者十无一二。”[40] 裴骃以后的注释家注意力仍在《汉书》,“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41] 一直到唐初的颜师古,这些注释家在注释《汉书》时,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种旧方法。既然经学影响逐渐衰退,何以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却又死灰复燃?
  通观前后,可以发现裴注一类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记载范围基本都不出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段。王规所注《续汉书》、刘昭所注《后汉书》,记载的是东汉的历史,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42] 刘昭伯父刘肜所注《晋纪》记载了西晋一代的历史。北魏宋绘所注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包括了西晋、东晋两个时期。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涉及的时期则正好是从东汉到东晋。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裴注的特点是以多家史书注释一家之书。这就意味着若要采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众多的相关史书可以用来参考。汉末魏晋以来,这个条件是充分具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晋时期的著作很多,杂史类有《汉灵、献二帝纪》、《山阳公载记》、《汉末英雄记》、《魏武本纪》、《魏尚书》、《魏晋世语》、《魏末传》、《吕布本事》、《晋诸公赞》、《晋后略记》、《典略》等。杂传类书更多,如《三辅决录》、《海内先贤传》、《陈留耆旧传》、《正始名士传》、《范氏家传》等。据逯耀东先生统计,有关此时期的杂传多达493种。[43]杂传以外,汉晋人所着有关这一时期的纪传体、编年体史书也非常多。关于东汉历史,纪传体有: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汉后书》、晋谢沉《后汉书》、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编年体有:晋袁晔《献帝春秋》、晋袁宏《后汉纪》、晋张璠《后汉纪》。关于晋朝的史书,纪传体有:晋王隐《晋书》、晋虞预《晋书》、晋朱凤《晋书》。编年体有:晋陆机《晋纪》、晋干宝《晋纪》、晋曹嘉之《晋纪》、晋习凿齿《汉晋阳秋》、晋邓粲《晋纪》、晋孙盛《晋阳秋》。关于汉晋之间历史,纪传体有晋王沈《魏书》、吴韦昭《吴书》、晋环济《吴纪》、晋张勃《吴录》、晋陈寿《三国志》。编年体有晋孙盛《魏氏春秋》、晋阴澹《魏纪》、晋孔衍《汉魏春秋》。《隋志》杂史类称:“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这段文字虽是针对杂史而说的,其实也适用于其它类别的史书。天下大乱后,国家对史书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纷纷撰史。如鱼豢《魏略》、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王隐《晋书》以及众多的杂史、杂传等都属此类。这是汉晋时期史书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书数量在汉晋时期激增,而采取裴注方法的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所涉及的时段又恰好在这一时期内。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众多史书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实现的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不具备,裴注也就难以为继了。
  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说:“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并列。”按此,裴骃似乎也有继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这是因为注释《史记》时,他很难找到可以补充的材料。《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下所附载的《太史公书》以前的史书只有《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寥寥数种,而这些书已基本为司马迁所采用。同样的困难在南齐陆澄的《汉书》注中也存在。陆澄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刘知几将其归入裴注一类:“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44]刘氏批评不无道理,但陆澄实出无奈,因为记载西汉历史的书主要就只有这两部,他一定要采取裴注的方式注《汉书》,只能是这个结果。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骃,徐广之于《史记》,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汇而通之,巧异质疑,而徒戋戋于训诂,岂若世期之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钱氏认为汉末服虔、应劭以来,“稗官载记碑刻尚多”,恐怕只能理解为他个人的推测。若真是如此,陆澄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与此相关的还有刘昭的例子。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

  刘昭补注,《梁书》本传亦曰集注者,谓专集后汉同异以为注也。《史通》讥其言尽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过甚其辞。然必隶事为多而略于训诂矣。今观所注八志,遍及经传前史,反多主解释文字,证明故实,初非专采后汉同异。当由众家后汉马彪而外,措意于志者本自无多,而又阨于永嘉,如华典虽成,旋已不可复识,故无几同异可举,注体亦因之少变。按王先谦说,刘昭注《后汉书》,本来是要采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谓“专集后汉同异以为注”,但是涉及到《续汉书》的八志,因缺乏其它书可参考,不得不回到“解释文字,证明故实”的老路。书之多寡制约着刘昭注释的体裁。王氏推测极有见地,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认识仅局限在对刘昭补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将其与裴注的特征联系起来考虑,可谓失之交臂。
  如本文开始所引,对裴注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其贡献在于保存了众多史料。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相反的方面,即从根本上讲,也正是因为有众多史书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为可能。


  综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东汉以来,受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崇尚简约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内容简略的《三国志》。随着经学对史学影响的逐渐弱化,史家对历史事实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在这个背景下,裴注应运而生。第二,根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我们知道两晋时期以经学的注释方式批注《汉书》的学者逐渐有所减少;根据第三节的介绍,我们又知道两晋以来着史的风气颇为盛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说明两晋时期的史学实现了从以注释为主向以撰写为主的转变。在撰写重于注释的阶段,众多史学著作纷纷问世,从而为裴注这一新的注释方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三,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方法固然表现出了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但裴注以后此类注释的再度盛行却并不意味着经学影响的卷土重来。现象的重复不等于本质的重复。它只不过说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条件;它还说明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对史学也并非没有意义。毕竟增补历史事实和准确地理解历史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1] 顾炎武:《日知录》卷27“《汉书》注”。
[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汉书》叙例”。
[3] 沉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4]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5]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史通·补注篇》。
[7]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8] 《史通·补注篇》
[9]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中。
[10]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 陈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 周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 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
[14] 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载氏着《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
[15] 逯耀东:《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导言。
[16]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
[17] 《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本书不着撰人姓名,按《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粲撰《汉末英雄记》,未识是否即本书所引者。”按两书当为一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四库传记类存目》云:“《汉末英雄记》一卷。旧题魏王粲撰。案粲卒于建安中。其时黄星虽兆,玉步未更,不应名书以‘汉末’,似后人之所追题。”姚氏说:“然考粲从军诗中已称曹操为圣君,则俨以魏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着录作八卷。注云‘残缺’。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贞杂抄诸书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于《三国志》注为多。”按存目意见,“汉末”二字乃后人追题。姚振宗虽不同意《存目》作者对书名的解释,但也不否认《三国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记》就是《汉末英雄记》。
[18] 杨翼骧:《裴松之》,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
[19]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20] 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已经注意到了经学中出现的删减风气。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觉”之说,余氏较强调此风兴起于东汉中期以后。由本文上引诸材料看,删减绝非始于东汉中期以后。
[21]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七 史体之发达,载氏着《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
[22] 《隋书·经籍志》史部。
[23] 《晋书》卷47《傅玄传》。
[2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2目录体制一 篇目:“……及缣帛盛行,易篇为卷,一幅所容,与简篇约略相当。故多以一篇为一卷。”
[25] 《史通·仿真篇》
[26] 《文心雕龙·史传篇》
[27] 《晋书》卷82《干宝传》
[28] 沉家本:《续汉书八志注所引书目》序。
[2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载周祖谟《前言》。
[30]《北齐书》卷20《宋显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本卷校勘记:“这里疑有脱文,当云‘注王隐《晋书》及何法盛《晋中兴书》’,如求减省,也可作‘注王隐及何法盛书’。今上举王隐而无书名,下举书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兴书’上无‘晋’字,都不妥。”
[31] 《孟子·离娄下》。
[32]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33]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4] 同上。
[35]《史通·书志篇》。
[36] 《陈书》卷30《顾野王传》。
[37] 《梁书》、《陈书》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属南朝系统,故在此一并讨论。
[38] 李慈铭:《三国志札记》。
[39] 《史记集解序》张守节正义。
[40] 《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简略”。
[41] 《隋书》卷33《经籍志》二。
[42]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43] 参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及其杂传类的分析》,载氏着《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出版。
[44] 《史通·补注篇》。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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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29 pm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 卞孝萱

  内容提要:《三国志集解》是《三国志》的最详细注本。其著者卢弼先生,文史兼擅,尤精地理;他不仅给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而且还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作疏,拨冗纠谬,新见迭出。该书是目前学术界对《三国志》研究最具价值的一部著作。
  关键词:卢弼;《三国志集解》;陈寿;裴松之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是历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必备之书。”[1]这是1981年中华书局对《集解》的评价。“说这部《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这句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2]这是2000年一位专家对《集解》的评价。然而这部名著的学术价值,尚未见到全面的深入的介绍。不揣浅陋,撰成此文,供读者参考。

  我与卢弼先生为世交,他赠我《卢慎之自订年谱》、《慎园文选》、《慎园诗选》等未公开出版的油印品,我根据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集解》进行考评。《年谱》云:

  “(民国)十八年己已,五十四岁,《覆王季芗书》。

  “十九年庚午,五十五岁,《致伯兄木斋论〈国志〉书》。

  “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一岁,《三国志集解序例》。

  “二十八年己卯,六十四岁,……胡绥之撰《三国志集解序》。

  “一九五○年庚寅,七十五岁,……钞成《三国志集解补》二卷。

  “一九五二年壬辰,七十七岁,……阅……《三国志集解》。

  “一九五七年丁酉,八十二岁,……古籍出版社印行《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集解补》二卷。”

  《集解》的编著工作从哪一年开始?《年谱》中没有记载,需要我们进行补充。卢弼在《慎始基斋校书图题词序》中回忆道:“不佞一生所历,治学之方,亦数易矣。”大体上说:先“攻应试文”;后“治新学”,译书;从政后,“恣意收藏”,协助卢靖编书、刻书;“罢官以后,闭户著述,纂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镇日丹黄,几无暇晷。”可见卢弼正式从事《三国志》的研究,为时甚晚。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于晚年进行这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呢?他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说:

  “昔年读葵园祭酒两汉注解,谓其便益学人。陈志简洁,裴注赡详,诸家疏证,互有瑜瑕,妄不自量,拟踵王书。”

  “不佞雅爱典籍,性喜收藏。某年偶得曹锡龄旧藏何义门评校冯梦祯刊本《国志》,朱书细字,工整异常,校订精审,多《义门读书记》所无。获此珍籍,草创权舆。”

  卢弼列举了两个原因,未说明孰先孰后,应是购得何焯评校《三国志》在先。何以知之?“立功”不成,转而“立言”,本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条老路。卢弼“罢官”以后,无事可为,不甘颓废,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得到何焯评校《三国志》的“珍籍”,启发了他著书的方向。作为“前四史”,《汉书》、《后汉书》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而《三国志》尚缺集注集解,这就更加坚定了卢弼在《三国志》下大功夫的决心。(卢弼《整理国故方案》说,《三国志集解》卒业后,拟续治《史记》,“此愿未偿”)

  至于追随“乡贤”,“前趋后步”云云,不过是卢弼谦虚的话。他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说:“葵园两汉书注,班书补注在先,精力尚能贯串,范书集解,成于暮年,又经兵乱转徙,假门弟子之手,违失繁多,走所摘举,录于书眉,触目皆是。”他对《后汉书集解》的评价不高,而以《集解》“在长沙王氏两汉书注解之上”(《覆胡绥之先生书》)自豪。况且他在《三国志集解序例》(以下省称《序例》)中明言“远稽杜、何、二裴之说”(指杜预《左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不仅王先谦一人。

  卢弼自谦“晚学”,晚学而能完成《集解》巨著,是有其必要条件的。从主观条件说,他曾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肄业,有“泛览群籍”的根柢;从客观条件说,前人、尤其是清人,有丰富的研究、考订、校勘《三国志》的成果。正如他在《序例》中所说:“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耳,不必尽出之己也。”当然,卢弼不仅集合了前人的成果,还有自己的心得。今从校勘,注释两方面评述《集解》的业绩:

  (一)校勘

  卢弼在《序例》中,对《三国志》的版本,作了评价:“宋元旧刊,可资参证,间有误失,贵能鉴别。衢本初印,已难餍意,三朝修补,益失庐山。冯氏精校,世称善本,俗书破体,讹夺亦多。西爽无足齿数,陈本纰缪百端。金陵翻雕汲古,后胜于前。”所谓“衢本……三朝修补”指宋衢州州学刻、元明递修本。“冯氏精校”指明南监冯梦祯校刻本。“西爽”指明吴氏西爽堂刻本。“陈本”指陈仁锡评、天启云林积秀堂刻本。“金陵翻雕汲古”指清江南书局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本。卢弼最推崇江南书局本。

  《集解》于“官私宋、元刊本而外,兼录诸家校本”,如:曹锡龄旧藏何焯校本、杨守敬旧藏批本、顾广圻校本、卢文弨校本,李慈铭校本、朱邦衡校本、刘家立校本、沈均玱校本、沈家本校本及近人校本等。“或系手稿,或为传钞,或假友人,或谋估客,只义片辞,苟有采获,援颜注《汉书》之例,悉举诸家姓字。”不知姓名者,“冠以‘或曰',虽云存疑,实不掠美。”(《覆胡绥之先生书》)

  《集解》校勘《三国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汇集了前人的校语;(二)卢弼自己所做的校勘,包括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法。前者有目共睹,无需举例;后者略举数例如下:

  改字例:

  1.《吴书·朱桓传(子异)》:“本知季文懀定”。

  《集解》:“赵一清曰:唐人诗有‘乖觉'字,即‘懀'也。乖懀同音,今人习用之,盖吴语也。李龙官曰:懀训闷训恶,与语意不合,应作‘狯',言其狡狯也。弼按:‘懀'字疑为‘胆'字之误,‘定'字属上句读。《朱然传》‘临急胆定,尤过绝人'。本传上文‘孙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当亦谓其胆定也。《顾承传》:孙权与顾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问休休,至与相见,过于所闻'。与此传‘见之复过所闻',语意相同,若‘定'字属下句,似不成语。孙权所以告朱据者,乃嘉奖季文之词,若云‘狡狯',恐不然也。”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胆定 从卢弼说。”

  2.《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嘉平中”。

  《集解》:“此叙灵帝时事,当作‘熹平'。”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熹平 从卢弼说。”

  3.《魏书·东夷传·东沃沮》:“汉光武六年”。

  《集解》:“光武,应从范书作‘建武'。”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建武 从卢弼说。”

  补字例:

  4.《蜀书·先主传》:“破(张)郃等,收兵还南郑。”

  《集解》:“‘收兵'上当有‘郃'字。《张郃传》:‘郃进军宕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可证。是时汉中南郑为夏侯渊、张郃屯兵之地。《通鉴》亦云郃走还南郑。”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郃从卢弼说增。”

  删字例:

  5.《魏书·夏侯惇传》:“(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摩陂”。

  《集解》:“摩陂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赵一清曰:魏武擒布,在建安三年,此为误文。是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魏武军于摩陂,以为之援,亦无攻战事。钱大昭曰:案所击破者荡寇,非吕布也。布受诛于建安三年,至二十四年安得尚存乎?赵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二年(弼按:在建安三年,‘二'字误),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馀载,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应接,未至而晃破羽,操遂军摩陂,则《惇传》所云吕布,必关羽之讹。潘眉曰:吕布系关羽之讹。陈景云曰:‘吕布'二字误,当作‘关羽'。钱熙祚曰:布死于建安三年,不应讹舛若是。李慈铭曰:此因上文有征吕布事而误耳。弼按:官本考证亦同。是诸家考订,皆以‘吕布'二字为误文,然谢钟英云:此吕布即《满宠传》所谓羽遣别将在郏下者,非五原郡吕布也。《三国志》有两吕布,犹《汉书》有两召平耳。此则别为一说。然别将是否亦为吕布,似无佐证。弼疑‘击破吕布军'五字皆衍文,则上下文皆通,与《武纪》亦合。又按本志《徐晃传》:‘晃(破羽),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击破吕布军 从卢弼说删。”

  以上数例,是卢弼校勘《三国志》的独到成果,发前人之所未发,陈乃乾不得不采用。遗憾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乃乾校点本《三国志》就因为没有充分利用《集解》而存在一些问题,此后出版的一部部《三国志》今注今译本也因为利用不足或运用失误而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2]。

  (二)注释

  卢弼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对前人研究、考订《三国志》的成果,作了评价:“竹汀、晦之,昆仲济美,如论精核,弟逊于兄。少章、慕庐,能见其大。大宗补注,精义无多。安溪侃侃,义正辞严。瓯北、西庄,谈锋犀利。稚安考证,多详日月。东潜注补,包贯众流。侯、姚艺文,姚为繁富。沈引书目,后来居先。梁氏旁证,喜摭异闻。琐言晚出,持论衡平。援鹑笔记,非其专长。孟慈职官,颇称明备,洪、谢、吴、杨,详述疆域。刘氏知意,专主实斋。官本考证,剽窃何、陈,专攻明监,所见已隘,纪传莫辨,廪禄虚糜。诸家成书,短长互见。”这一段话,涉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钱大昭《三国志辨疑》、陈景云《三国志辨误》、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潘眉《三国志考证》、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家本《三国志琐言》、姚范《援鹑堂笔记》、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刘咸炘《三国志知意》等书。这不过是《集解》引书的一小部分。可惜《集解》未附录“引用书目”,引书时一般只标作者姓名,而不标书名篇名(个别的除外),读者感到查检不便。

  在上述古籍中,卢弼对赵一清(东潜)《三国志注补》的评价最高,但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卢弼引书,有三种情况:一是只引用,无补充;二是引用之后,有所发挥;三是引用之后,进行辨驳。他在《序例》中,对第三种情况,作了说明:“诸家笺注,东潜最为繁富,然秕稗留遗,愆违盈目,随文纠正,无所隐饰。推之众说,亦复云然。或谓既知乖舛,即宜芟除,奚为存录,徒秽篇章。不知摭拾不周,人疑阙漏,匡矫不力,虑失真诠,虽云辞费,实非贸然。”可见《集解》所追求的目标是,引书既要全而不漏,又不能听任谬说传播。

  古籍因年代久远,读者难以明了,需要为之作注。注释因年代久远,读者也难以明了,需要为之作疏。卢弼继承这个传统,既为《三国志》作注,又为裴注作疏,他在《序例》中,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或谓陈志简洁,注释宜详,裴注明通,奚事诠解。不知世期所采,都为魏晋名编,流传到今,悉成故书雅记。温公《通鉴》,摘取颇多,身之音注,亦极畅达。(《通鉴》多采裴注,胡氏于所采者多有注)理宜搜罗,藉便浏览。注家有疏,已成先例,曲折剖判,不厌求详。亦有裴注偶误,间存商榷,疑滞扫除,敷畅厥指,亦学者所有事也。”裴注完成于元嘉六年(429),1500多年来的研究、考订成果很多,卢弼加以收集、整理,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写入《集解》中,不仅给读者带来方便,而且增加了《集解》的学术价值。试举一例,以见卢弼兼注《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是必要的,不是多馀的。

  《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

  《集解》:“《世说·识鉴篇》:曹公少时见桥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刘孝标注以《世说》所言为谬。弼按:刘注是。若桥公谓为奸贼,魏武必不祀以太牢矣。”

  《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集解》:“胡三省曰:言其才绝世也。天下治则尽其能为世用,天下乱则逞其智为时雄。弼按:二语实为确论,无愧汝南月旦之评。《蜀志·许靖传》:靖与曹公书云: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是魏武与子将昆仲夙有雅故。少年即与名流结纳,可知其人。胡玉缙曰:二语恐孙盛因晋承魏祚,有所避忌,加以窜改,当以范书《许劭传》为得其实。后丕深嫉月旦,欲取其首,未始不由于此,况劭本鄙操者乎!”

  孝萱案:曹操是治世(清平)的“能臣”?还是“奸贼”?一直是读者颇感兴趣的问题。《集解》否定《世说新语》所言而肯定《异同杂语》所言。卢弼的友人胡玉缙则据范晔《后汉书·许劭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与卢弼意见相反。卢弼、胡玉缙所根据的,都是许劭对曹操的评语,由于孙盛所记与范晔所记相反,卢弼取孙说,而胡玉缙采范说。胡玉缙还作了孙盛窜改许劭原评的推测,卢弼对此未置可否。《集解》并存两个相反的观点,可供读者选择,比只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摒弃相反的意见为好。这也体现了“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时见微意,有所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序例》)的精神,然而,卢弼如不兼注《三国志》正文和裴注,便不能全部反映上述情况。

  卢弼早年在两湖书院肄业时,曾受教于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邹代钧。名师出高徒,卢弼亦长于地理学。他总结前人考订之失,“厥弊有四”,其四曰“不审地望,究用兵行师之涂”(《覆王季芗先生书》)。他认为:“李申耆五种、《清一统志·沿革表》、杨守敬《历代疆域沿革图》、丁谦各史《地理志考证》,皆为治史必备之书。”(《整理国故案》)可见他对地理学之重视,主张历史、地理两种学问兼治。学界评《集解》者,许以“地理尤精”。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卢弼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卢弼凭藉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集解》中考沿革、释今地两个带全局性的问题,订立体例。

  考沿革 卢弼说:“马彪续书,郡国厘然。沈约宋志,颇详三国。考订沿革,取材二书。”(《覆胡绥之先生书》)“马彪续书”指司马彪《续汉书》,“沈约宋志”指沈约《宋书·州郡志》。

  释今地 卢弼说:“有清统志,纲维目张。援古证今,可知得失。或谓既释今地,宜遵时制。不知今日(指民国)版图,迄无成书,间有坊本,难资依据。……景范纪要,悉准明志,前贤可师,非我作古。”(《覆胡绥之先生书》)这是说,《集解》仿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释今地以《明一统志》为准之体例,释今地以《大清一统志》为准。

  《集解》中的地理考订,精义纷呈,限于篇幅,只举“赤壁”一例。因为:“三国周郎赤壁”在何处?聚讼纷如,至今尚无定论,卢弼比较了众多说法之后,提出己见,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魏书·武帝纪》:“公至赤壁”。

  《集解》:“赤壁所在,聚讼纷如。今据《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李贤注、胡三省注、《方舆纪要》所载,以辨俗说之惑。《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左径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径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处所也。(郑苏年云:左径者,江北也。右径者,南岸也)《通典》云:《括地志》:今鄂州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按《三国志》,曹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遂至赤壁,孙权遣周瑜水军数万,与备并力迎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将黄盖诈降战舰数十艘因风纵火,曹公大败,从华容道步归,退保南郡,瑜等复败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径北归。而《汉阳郡图经》云:赤壁一名乌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氵义川县西八十里,跨氵义南北,此大误也。曹公既从江陵水军沿流已至巴丘,则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军败方还南郡,刘备周瑜水军追蹑,并是大江之中,与氵义川西殊为乖角。今据《括地志》为是,当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汉阳图经》及流俗悉皆讹谬,所以备录《国志》,以为证。据《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故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是也。又云:赤壁草市在氵义川县西八十里,古今地书,多言此是曹公败处,今据《三国志》,则赤壁不在氵义川也。(按吉甫引《国志》不录)何则?曹公既从江陵水军至巴丘,赤壁又在巴丘之下,与氵义川殊为乖谬。盖氵义川居人见崖岸赤色,因呼为赤壁,非曹公败处也。李贤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胡三省注云:(弼按:胡注所引,与上文同者不录)《武昌志》:赤壁山在今嘉鱼县,对江北之乌林。黄州赤壁,非是。《方舆纪要》云:赤壁山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元和志》谓山在蒲圻县西者,时未置嘉鱼也。(弼按:五代南唐始置嘉鱼县)苏轼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误矣。时刘备据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也。今江汉间言赤壁者有五,汉阳、氵义川、黄州、嘉鱼、江夏也,当以嘉鱼之赤壁为据。又按胡珪云:子瞻谪齐安时所游,乃黄州城外赤鼻矶,当时误以为周郎赤壁耳。东坡自书《赤壁赋》后云: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即今复州;一在齐安郡步下,即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按《三国志》:备与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非竟陵之东与齐安步下矣。宋李壁诗:赤壁危矶几度过,沙洲江上郁嵯峨。今人误信黄州,是犹赖《水经》能正讹,可知东坡当日作赋时之误矣。又按尹民昭云:周瑜言于孙权曰: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为将军破之。夏口居黄州上流二百里,若赤壁在黄州,岂得言进夏口耶?操既败走华容,北归之路,黄州直通汝颖,最为径捷,安得复经华容也,则赤壁非黄州明矣。(上二说见《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杨惺吾师云:有谓赤壁即乌林者,《御览》(一百六十九)引《荆州记》:临漳山南峰谓之乌林,亦谓之赤壁,此以赤壁在江北。又有谓赤壁在氵义县西八十里者,李吉甫已驳之。《御览》(七百七十一)引《英雄记》,谓曹操北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从汉水下,出大江浦口,此亦以赤壁在江北。然《周瑜传》言,遇曹公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则赤壁在江南审矣。且张昭明言,操得刘表水军蒙冲斗舰以千数,何谓无船,然今嘉鱼下有簰洲,当亦因此得名。《文选》注(三十)引盛宏之《荆州记》:蒲圻县治沿江百里南岸有赤壁,此《元和志》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所本,在江南岸,与操败引次江北似合,然此山自名蒲矶山,故《一统志》驳之。惟《水经注》在百人山南,谓即黄盖诈魏武处,而其上又云:黄盖败魏武于乌林,相去几二百里,遂疑其自相矛盾。予以为此不必疑也。盖操以水陆军沿江而下,声言八十万。据《周瑜传》注,实有二十三四万,以二十三四万之众,夫岂一二山林所能容,且《水经注》言赤壁之下有大军山、小军山,又其下有黄军浦,《水经注》亦言是黄盖屯军所。夫吴以三万人拒操,其屯兵已及百里,盖赤壁为操前锋所及,乌林为操后军所止,吴军以蒙冲斗舰数十艘,从南岸引次俱前,同时发火。(观此则知自赤壁至乌林同时发火)是《水经注》所据,于当时军势至合,其他方志附会之辞,正不必一一辨论也。(杨说见《晦明轩稿》)《一统志》:赤壁山在嘉鱼县东北江滨,与江夏县接界,上去乌林且二百里。自《元和志》以赤壁与乌林相对,遂以为在嘉鱼县西南,盖误以古蒲矶山为赤壁矣。”

  孝萱案:卢弼将“江汉间言赤壁者”归纳为五处,肯定嘉鱼一处,否定汉阳、氵义川、黄州、江夏四处,他力求将“地望”与“用兵行师之涂”结合考察,从而得出合理结论。他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说:“黄州赤壁,误自坡公。……世俗耳食,未遑深论。”可见“赤壁”的考订,是其得意之笔。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的地理考订,尤为卢弼精力所萃。他在《致伯兄木斋先生书》中,自言“此中甘苦”:“乌丸、鲜卑,密迩边陲,纪载较详,程功尚易。勾骊、濊貊、夫馀、沃沮,立国有新旧之殊,疆域有广狭之判,失毫厘而谬千里,混鸭绿而为大同。以李申耆、杨惺吾师之最详沿革,亦多依违,不若近人丁益甫之精。至订正三韩之误,《满洲源流考》多有特识。前代纪录,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稍近翔实,然輶轩采录,只纪当时,考献征文,无关往古。……公度新志,冠冕群流,寻摭菁英,充盈篇幅。此补注《东夷传》之大略也。”所谓“丁益甫之精”指丁谦《〈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考证》,“公度新志”指黄遵宪《日本国志》。卢弼推崇这两部书以及阿桂、于敏中等《满洲源流考》。“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足弥陈志之阙,殊方绝域,如数家珍。古之大秦,实为罗马,声教所被,远暨欧西,凡邹衍所不能详,甘英所不能至,靡不胪列异闻,详述土物,国凡数十,言近三千,词约旨丰,难能可贵。按之今图,大端无爽。然欲加注释,必先熟读两汉《西域传》。盖古之西域,即今之新疆,南北天山,中亘戈壁,西逾葱岭,东起玉门。班书序述,精密谨严,后世纷纷著作,莫能越其范围。……乾、嘉诸儒,考证精审。星伯后起,尤为颛家。文卿证补,似近穿凿。旁征博考,订误析疑。……此补注《西戎传》之大略也。”所谓“星伯后起”指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文卿证补”指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卢弼推崇《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及徐松《补注》三书。

  卢弼对陈寿和裴松之,都很推崇,但对他们的失误,毫不回护,尽力纠正,这对我们利用《三国志》和裴注,颇有帮助。略举数例如下:

  《集解》纠正《三国志》失误倒:

  1.《魏书·武帝纪》:“田畴请为乡导”。
  《集解》:“弼按:《畴传》云‘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与此云‘畴请为乡导'异。”
  孝萱案:此条纠正《三国志》叙事自相抵牾。

  2.《吴书·鲁肃传》:“(刘子扬遗肃书曰:)近郑宝者,……足下速之。”
  《集解》:“《通鉴考异》曰:刘子扬招肃往依郑宝,肃将从之,瑜以权可辅止肃。案:刘晔杀郑宝,以其众与刘勋,勋为策所灭,宝安得及权时也。梁章钜曰:子扬即刘晔之子,据《晔传》,晔为郑宝驱迫,欲赴江表,晔谋杀之。是晔本非郑宝党与,岂有劝鲁肃从宝之事,宜为温公所不取也。”
  孝萱案:此条纠正《三国志》叙事错误。

  3.《吴书·鲁肃传》:“(鲁肃对曰:)惟有鼎足江东”。
  《集解》:“《通鉴》‘鼎足'作‘保守'。何焯曰:此时何缘便知为鼎足乎?亦事后傅会之词。或曰:是时先主无尺土,何云鼎足!”

  4.《吴书·鲁肃传》:“(鲁肃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
  《集解》:“钱振锽曰:《甘宁、鲁肃、吕蒙、陆逊传》频尊权曰‘至尊',其时权未称尊号,区区之吴王,尚待曹丕之封,何至尊之有!凡此皆吴人记载,而承祚直录之,未及改也。”
  孝萱案:以上两条纠正《三国志》用语不当。


  《集解》纠正裴注及裴注引书失误倒:

  5.《魏书·武帝纪》:“(建安八年十月)为子整与(袁)谭结婚。”裴注:“臣松之案:(袁)绍死至此,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礼,悖矣。魏武或以权宜与之约言;今云结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礼。”
  《集解》:“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明年九月明记女还然后进军,则其成礼于此时必矣。操、谭乌得与论礼哉!姜宸英曰:谭、尚兄弟为仇,岂知此礼。魏武欲乘其乱而取,亦不暇顾忌名教,裴驳迂甚。朱邦衡曰:袁曹结婚,乃彼此相饵之计。周寿昌曰:操不惜为子结婚仇敌,售其诈谋,岂尚可绳以礼法!弼按:操为子整娶袁谭之女,为子均娶张绣之女,皆为一时权谋之计。”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判断错误。

  6.《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裴注引《曹瞒传》:“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
  《集解》:“战事在八月,又值大雨之后,何以云时寒且旱,似不足信。”

  7.《吴书·鲁肃传》引《吴书》:“肃渡江往见策,策亦雅奇之。”
  《集解》:“李清植曰:本传后文,肃以刘子敬言,欲往依郑宝,周瑜劝止,乃荐之于权,则不得有先自见策之事。以策之收纳英俊,若早见肃,必不令其栖迟,《吴书》所云,盖传讹也。梁章钜曰: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徒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是肃先未渡江,亦未尝见策也。”
  孝萱案:以上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叙事错误。

  8.《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文帝纳后于邺”。裴注引《魏略》:“(文帝)见其(甄后)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集解》:“梁章钜曰:此史之饰辞也。《世说》云: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此当得其实也。弼按:范书《孔融传》云: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据此,则当日见侵略者,不独甄氏。谓为私纳,非迎取可知。战胜之后,恣意虏掠,匆匆将去,何暇议婚娶之礼乎!”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掩盖史事真相。

  9.《吴书·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瑜之破魏军也”。
  《集解》:“是时尚不得称魏。”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用语不当。
  至于卢弼辨析前人对《三国志》及裴注考证之得失,《集解》中触目皆是,故不赘举。
  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友人如柴德赓《史籍举要》、吴金华《三国志丛考》等书,在肯定《集解》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可商之处。如:“版本不以宋绍熙本作底本,而以金陵翻汲古阁本为据;杂引各本互校,只记异同,不能定其是非,无所适从”[3]。又如:“史书方面忽略了《梁书》、《建康实录》之类,注音释义方面忽略了《晋书音义》、萧常《续后汉书》所附音义及清代以来研究成果,如郁松年《续后汉书札记》等等。”[2]这些批评,可供读者参考。

参考文献:
[1]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吴金华.《三国志集解》笺记A.三国志丛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柴德赓.史籍举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原载《沈阳师院学报》2002年6期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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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36 pm

三国志吴兵考 (一篇网上转烂了的论文~)
作者:陶元珍

Ⅰ. 兵数

⒈ 兵数之消长

A. 初仅募兵数百

B. 极盛时不下三十万

C. 降晋时仅见兵二十三万

⒉ 异族兵之众多

A. 先后所得异族兵不下十六万人

B. 内山越不下十三万人

Ⅱ. 兵种

⒈ 吴兵分五类:

A. 中央兵

a. 主备都下宿卫

b. 解烦,敢死,……皆中央兵。

B. 地方兵

a. 罕与远征

b. 分二种:

甲. 郡兵

乙. 县兵

C. 诸将兵

a. 分隶诸将

b. 屯戍江浒,镇摄内地。

D. 诸王兵

a. 护卫诸王

b. 王给三千兵

E. 准兵

a. 介於兵与农工之间

b. 分二种:

甲. 屯田

乙. 作士

⒉ 吴兵种类表

Ⅲ. 聚集

⒈ 聚兵之方式

A. 胁诱

B. 俘获

C. 招募

D. 征集

⒉ 世兵制

Ⅳ. 统督

⒈ 平时统督

⒉ 战时统督

Ⅴ. 授袭

⒈ 诸将兵之授给

A. 多由主授

B. 人数由数百至数千不等

⒉ 诸将兵之传袭

A. 以长子袭领为原则

B. 诸将既经授兵,至少能终身将之。

⒊ 吴诸将兵传袭表

Ⅵ. 屯戍

⒈ 沿江要镇

A. 镇名

B. 镇将及戍兵

⒉ 内地要区之镇摄

Ⅶ. 奉邑

⒈ 奉邑之性质

⒉ 奉邑表

Ⅰ. 兵 数

孙策初起,仅募兵数百。

证一 三国志吴志孙策传:“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与吕范,孙河俱就景,因缘召募,得数百人。”

证二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遂诣丹阳,依舅得数百人。”

后得父坚部曲千馀人。

证一 孙策传:“(袁)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

证二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术以坚馀兵千余人还策。”

及攻刘繇,未渡江,众五六千,

证 孙策传:“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

既渡江破走刘繇,众至数万,

证一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刘繇既走,策入曲阿,劳赐将士,……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

证二 吴志周瑜传:“策……乃渡江,……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

刘繇死,策复得繇余众万余人。

证 吴志太史慈传:“后刘繇亡於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抚安焉。”

会袁术部曲为庐江太守刘勋所得,

证一 孙策传:“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

证二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术死,术从弟胤,女婿黄猗等,畏惧曹公,(曹操)不敢守寿春,乃共舁术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刘勋於皖城。”

策阴袭拔庐江,尽得术部曲三万余人。

证一 孙策传:“策闻之,伪与勋好盟,勋新得术众,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

证二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西讨黄祖,行及石城,闻勋轻身诣海昏,便分遣从兄贲、辅率八千人於彭泽待勋,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得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所得人东诣吴。”

又大破勋於沂,收得勋兵二千余人,}

证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贲辅又於彭泽破勋,勋走……至沂筑垒自守,……策动复就攻,大破勋,勋……北归曹公……策收得勋兵二千馀人。”

迄策之没,东吴之众当达十万矣。

孙权嗣立,先后得山越兵不下十三万人。计:贺齐所得,不下二万余人,

证一 吴志贺齐传:“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齐……连大破之,……料出兵万人。”

证二 贺齐传:“建安……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案 拣得之兵不下数千人。

证三 贺齐传:“建安……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始安疑为安吴之误。’)泾县皆与突相应。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阳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

陆逊所得,不下四万人,

证一 吴志陆逊传:“会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所得精卒,当不下三万人)

证二 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祗乞於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

凌统所得约万余人,

证 吴志凌统传:“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余人。”

全琮所得,当达三万人,

证一 吴志全琮传:“后权以(琮)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

证二 全琮传:“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

诸葛恪所得约四万人。

证 吴志诸葛恪传:“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皆以为难。……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到府……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又得南蛮兵二万馀人。计:张承得长沙山寇万五千人,

证 吴志张昭传:“承(昭子)……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

陆胤得交州夷八千余人。

证 吴志陆凯传:“胤字敬宗,凯弟也。……赤乌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搔动。以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幽深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

都吴先后所得异族兵,不下十六万人。

唬亭之役,俘蜀兵不下万人。

证 吴志孙权传:“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

案 投兵降首者,当不下万人。

其诸将随时增募,不可胜计。

例一 吴志孙瑜传:“建安九年,领丹阳太守,为众所附,至万余人。”

例二 吴志鲁肃传:“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

迨诸葛恪伐魏,用兵至二十万,合留守者计之,东吴之众,当不下三十万矣。

证 诸葛恪传:“於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然自兹以降,诸兵寝耗。恪之伐魏,即丧其士卒太半。

证 吴志孙亮传:“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

然后若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以三万人救诸葛诞於寿春,鲜得归者;

证一 吴志孙琳传:“魏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叛,保城请降。吴遣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帅兵三万人救之。魏镇南将军王基围诞,钦等突围入城,魏悉中外军二十余万增诞之围。”

证二 通鉴七十七魏高贵乡公纪下:“(全)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文)钦素与(诸葛)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司马昭身自临围,……四面进军,同时鼓噪登城,……克之。……吴将于诠……冒陈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吴兵万众,器仗山积。……昭……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

孙壹,孙楷,孙秀之出奔,以其部曲或亲兵俱去;

证一 吴志孙奂传:“(孙)琳遣朱异潜袭壹,(奂子)……壹……率部曲千余口……奔魏。”

证二 吴志孙韶传:“楷(韶子)……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归晋。”

证三 吴志孙匡传:“秀(匡孙)……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奔晋。”

步阐乱后,西兵益减;

证 陆逊传:“抗(逊子)……上疏曰:‘……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

孙皓发兵以营宫室,宜多死叛。

证一 陆凯传:“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今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

证二 吴志华覆传:“皓更营新宫,…… 上疏谏曰:‘……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

故值吴之亡,仅见兵二十三万云。

证 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二[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

Ⅱ. 兵 种

东吴之兵,可分五类:A. 中央兵,B. 地方兵,C. 诸将兵,D. 诸王兵,E.准兵是也。中央兵可分十八种:

⒈ 羽林兵,

证一 吴志顾雍传:“承(雍孙)……拜骑都尉,领羽林兵。”

证二 张昭传:“休(昭子)……后为侍中,拜羽林都督。”

案 羽林兵,汉武帝太初元年初置,(汉书百官公卿表)吴盖因汉制置。

⒉ 无难兵左右部,

证一 吴志陈武传:“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

证二 孙权传注引吴历:“无难督虞钦”

证三 吴志孙和传:“无难督陈正”

证四 晋书周处传:“孙皓末,为无难督。”

证五 孙琳传注引江表传:“孤当自出临桥,帅宿卫虎骑,左右无难一时围之。”(孙亮与全纪密谋之语)

证六 陈武传:“迁表(武子)为无难右部督。”

案 无难兵,吴置。名无难者,当~云其兵精锐,战无所难也。

⒊ 解烦兵左右部,

证一 吴志胡综传:“刘备下白帝,权以见兵少,使综料诸县得六千人。立解烦两部,(徐)详领左部,综领右部督。”

证二 陈武传:“子修……为解烦督。”

案 兵名解烦者,当谓善战足以解除烦难也。

⒋ 绕帐兵,

证一 吴志孙贲传:“邻(贲子)……在(豫章)郡垂二十年……召还武昌为绕帐督。”

证二 吴志步骘传:“阐(骘子)继业为西陵督,……凤皇元年,召为绕帐督。”

案 绕帐兵,吴置。名绕帐者,疑初置於出征时,后遂长备宿卫也。

⒌ 帐下兵左右部,

证一 陆逊传:“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

证二 吴志张温传:“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

帐下兵,吴置。既有右部,推知必有左部,名帐下者,疑亦初置於出征时,后遂常设也。

⒍ 武卫兵,

证一 孙CHEN(丝旁加林)传:“武卫士施朔,又告CHEN欲反有徵。”

证二 吴志孙峻传:“孙权末,徙武卫都尉,为侍中。权临薨,受遗辅政,领武卫将军,故典宿卫。”

案 两汉置卫士,(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吴盖仿汉制置武卫士。

⒎ 五校兵,

证一 陈武传:“及权统事,转督五校。”

证二 吴志潘璋传:“合肥之役,……权甚壮之,拜偏将军,遂领百校,屯半州。”(潘眉三国志考证:“百校当为五校”。)

案 西汉时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兵。(汉书百官公卿表)东汉时省并中垒,胡骑,虎贲三校尉,仅置五校尉,号为五营。(续汉书百官志)吴盖因汉制置五校兵。又吴志孙和传有“五营督陈象”,则五校后当更称五营。

⒏ 虎骑兵,

证 孙CHEN传注引江表传:“宿卫虎骑”

案 虎骑兵,吴置。诸葛恪传有骑督刘承,承所当即虎骑兵,故承后与孙亮同谋讨孙CHEN,亮即欲以虎骑,无难等兵围CHEN焉。(孙CHEN传,孙CHEN传注引江表传)

⒐ 马闲兵左右部,

证 吴志吕范传:“据(范子)……入补马闲右部督。”

案 西汉有龙马,闲驹,……五监,长丞,属太仆,(汉书百官公卿表)东汉省。(续汉书百官志)吴马闲左右部,当由龙马,闲驹得名,而实为骑兵。盖以无难左右部,解烦左右部,帐下左右部之例绳之,知马闲左右部为兵而非畜;(洪NIE孙三国职官表亦以马闲右部督为领营兵之官。)从马闲之名观之,又可知为骑兵也。}

⒑ 外部兵,

证一 孙权传注引吴历:“(马)茂本淮南锺离长,而为王凌所失,叛归吴,吴以为征西将军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领千兵。”

证二 孙琳传:“外部督朱损”

案 外部兵,吴置。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以外部督为出征时设,不常置,实误。考马茂朱损,一以谋逆被诛,一以受诬见杀,死时均以外部督在建业,并未出与征伐,(孙权传注引吴历,孙CHEN传,孙休朱夫人传。)可知外部督实常设之官,非出征临时所置;而以无难……等督之例绳之,又可知外部督所统即外部兵也。

⒒ 中军兵,

证一 孙CHEN传注引江表传:“卿父(指全尚)作中军都督。”

证二 吴志孙休传:“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诏曰:‘……其以……武卫将军恩(孙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

证三 孙休传:“永安元年……十二月……己巳,诏以左将军张布讨奸臣,加布为中军督。”

案 中军兵,吴置。孙CHEN(丝旁加林)之求出屯武昌,孙休允其尽率所督中营兵万余人赴镇,(孙CHEN传)其时CHEN为丞相,直接未有所统,中营兵当系CHEN弟孙恩所统中军兵之或称,CHEN未成行,俄被诛戮,恩亦坐死,张布遂继为中军督。洪NIE孙三国职官表以中军督为出征时设,非常置,误。}

⒓ 营下兵,

证 吴志朱然传:“绩(然子)……迁偏将军营下督,领盗贼事。”

案 营下兵,吴置。洪NIE孙三国职官表以营下督为出征时所设,非常置,实误。考绩为营下督,孙权子鲁王霸尝至廨就之坐,若营下督非常设之官,而为出征临时所置,安得有廨,又安能兼领都下盗贼事哉。(朱然传)

⒔ 太子兵左右部,

证 吕范传:“(孙)权寝疾,以据(范子)为太子右部督。”

案 东汉有太子中盾一人,主周卫徼循,太子卫率一人,主门卫士。(续汉书百官志)吴盖因汉制置太子兵。

⒕ 水军,

证一 吴志陆逊传:“抗(逊子)令……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徐)胤。”

证二 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二月……壬戌,(王)浚又……杀……(吴)水军都督陆景。”

证三 晋书王浚传:“太康元年……二月……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

证四 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晋军平吴,徇(锺离徇)领水军督,临阵战死也。”

案 汉於郡国置楼船,即水军,(文献通考兵考八)吴滨江立国,兵多习於水战,所谓水军,当系专事水战者也。

⒖ 敢死兵,

证 韩当传:“将敢死及解烦兵万人讨丹阳贼,破之。”

案 敢死兵,吴置。

⒗ 车下虎士,

证 吴志甘宁传:“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YU 6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

案 车下虎士,吴置。

⒘ 武射吏,

证一 步骘传:“建安十五年,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

证二 吴志骆统传:“出为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三千人。”

案 武射吏,吴置。

⒙ 子弟兵是也。

证一 孙亮传:“亮……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日於苑中习焉。”

证二 孙CHEN传:“陛下(指孙亮)顷月以来,多所造立,……取兵子弟年十八已下三千余人,习之苑中。”

案 孙亮寻废,子弟兵当同罢。

地方兵可分二种:

⒈ 郡兵,

例 吴志黄盖传:“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

⒉ 县兵是也。

例 贺齐传:“郡(会稽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

案 步骘传:“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所谓义士,当系临时志愿兵,非地方常置。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丹阳太守沈莹……领丹阳锐卒刀楣五千,号曰青巾兵。”所谓青巾兵,实以服饰略异故名,非特置。

诸将兵人统一部,部冠统将之名以资区识:或称某人部曲,

例 孙韶传:“权……见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统河(韶伯父)部曲。”

或称某人手下,

例 朱桓传:“异(桓子)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文)钦七屯,斩首数百。”

或称某人众,

例 陆逊传:“抗(逊子)……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

或称某人军,

例 吴志吕蒙传:“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

或称某人兵,

例 吴志潘浚传注引吴书:“(芮)玄兄良……卒,玄领良兵。”

或称某人业,

例 朱然传:“然卒,绩(然子)袭业。”

其部兵中特为统将亲厚者,复有亲兵,健儿之目云。}

例一 孙匡传:“秀(匡孙)遂惊,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奔晋。”

例二 甘宁传:“宁……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

例三 凌统传:“后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

诸王兵,孙皓时始置,王三千人,计二十二王,总数达六万六千人。

证一 孙皓传:“改封淮阳为鲁,东平为齐,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

证二 孙皓传:“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

准兵有屯田及作士二种。

证 孙权传:“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吴兵之复(应为衣旁)杂,盖有如上述者。

中央兵主备都下宿卫,亦常出与征讨,或屯戍要地;

案 如无难,(诸葛谨传)解烦,(韩当传)绕帐,(张温传)帐下,(张温传)五校,(潘江传)敢死,(韩当传)诸兵及车下虎士,(甘宁传)武射吏,(步骘传)水军,(陆逊传)均尝出与征讨或屯戍要地。

地方兵以守土为专职,罕与远征;

案 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以伐魏(恪传),实为创举。其步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骘传),所统非常置,兹不具论。}

诸将兵平时则屯戍江浒,镇摄内地,有事则与征讨;(参看后统督,授袭,屯戍诸节)。

诸王兵卫护诸王,亦以箝制诸将;

案 孙皓初置诸王兵,适在步阐乱后一年,明系对诸将不信任之故,不然,诸王幼冲,何需多兵哉。(参看孙皓传,陆逊传)

准兵介乎兵与农工之间,所以备粮储给百役;

案 吴战士不给他役,又虽附带从事耕种,所获或不足食。屯田者,介乎兵农之间,所以备粮储,濮阳兴曾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实足明其性质。作士者,介乎兵工之间,所以给百役也。(参看陆凯传,孙休传。)

又诸兵除诸将兵外,统将概不得私有之,(诸将兵之私有,详后授袭节)斯吴诸兵之大较也。作吴兵种类表。}

吴 兵 种 类 表

_________郡 兵

_____地方兵______|_________县 兵

| _________羽 林 兵

| |_________无 难 兵

| |_________解 烦 兵

| |_________绕 帐 兵

|_____诸将兵 |_________帐 下 兵

| |_________武 卫 兵

| |_________五 校 兵

| |_________虎 骑 兵

| |_________马 闲 兵

吴兵_____|_____中央兵_________|_________外 部 兵

| |_________中 军 兵

| |_________营 下 兵

| |_________太 子 兵

| |_________水 军

|_____诸侯兵 |_________敢 死 兵

| |_________车下虎士

| |_________武 射 吏

| |_________子 弟 兵

|_____准 兵________________屯 田

|_________作 士

Ⅲ. 聚 集

吴兵之聚集,或由胁诱,

例一 陆逊传:“遂部伍东三郡(丹阳,吴郡,会稽,)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例二 全琮传:“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

附言 胁谓胁取,如例一;诱谓招诱,如例二。

或自俘获,

例 孙权传谓XIAO(犬旁加虎)亭之役,大破蜀兵,“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

或从招募,

例 潘璋传:“权奇爱之,因使召募,得百余人,遂以为将。”

或以徵集。

例胡综传:“刘备下白帝,权以见兵少,使综料诸县,得六千人,立解烦两部。”

其自胁诱俘获招募而得之兵甚众,

案 可参看前兵数节。

至徵集在汉虽为常法,(文献通考兵考二)而吴则以平民畏苦兵役,(骆统传统疏)料取之兵,为数实微,

案 吴料取兵数见於纪载者,仅胡综料出之六千人,(综传)陈表料出之数百人。(陈武传)}

故吴兵之分子以异族,旧兵,俘虏,及勇健之徒应募从军者为多云。吴兵多为世兵,有三特点:}

一. 兵民有别,

案 陆逊传谓:“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又贺齐传谓:“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又陈武传谓“初表(武子)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均足证。

二. 终身为兵,

案 吴兵鲜见退伍者,骆统传载统疏有云:“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足证吴兵多终身服役不得退伍也。

三. 世代为兵,

案 陈表有复人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皆料取为兵,孙权令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陈武传)是兵既入伍,举家随之,否则壮丁虽去,老弱犹在,何待他料羸民以补其处哉?且表因简视其人,(‘人’当谓成年男子也。)皆堪好兵,故悉料取,劲锐无遗,(陈武传)更知每家被征者或不止一丁,必有父子兄弟同隶行伍。又贺邵传载邵疏有云:“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时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戚,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足证吴兵多世代服兵役也。

盖略同於春秋齐之国兵,(非乡兵)所谓士之子常为士云。(国语齐语)

Ⅳ. 统 督

吴中央各种多置有督,

案 可参看前兵种节

其上复有中左右三典军,

证一 张昭传:“休(昭子)……后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军事。”

证二 孙皓传:“左典军万郁”

证三 贺邵传:“孙皓时,入为左典军。”

诸将兵分隶诸将,}

案 可参看后授袭节,

地方统於郡县长吏;此平时统督也。

案 可参看前兵种节。

战时有大都督,

证 陆逊传:“权……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曹)休。”

大督,

证 吴志孙皎传:“以卿(指吕蒙)为大督,命皎为后继。”

左右督,

证一 吴志程普传:“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於乌林。”

证二 朱桓传:“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曹)休。”

前部大督,

证 周瑜传:“权讨江夏,瑜为前部大督。”

前部督,

证 甘宁传:“后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注引江表传:“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权率众七万应之,使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

右部督等,

证 凌统传:“从往合肥,为右部督。”

以督出征之兵,不常置,亦不备置。

案 出征之兵,指中央兵及诸将兵而言,中央兵之出征,已见前兵种节,诸将兵之出征,为例颇多,如凌统军之从征合肥,(凌统传)韩当军之从征刘勋(韩当传)吕蒙军之从征皖城,(吕蒙传)……之类是也。}

至诸王兵及准兵之统督,无关宏旨,兹不具论云。

Ⅴ. 授 袭

吴有授兵诸将之制,所授兵数,或为二千人,

例一 韩当传:“授兵二千,骑五十匹。”

例二 朱桓传:“授兵二千人。”

例三 周瑜传:“策亲自迎瑜,……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

或为一千人,

例一 朱然传:“授兵一千人。”

例二 周瑜传:“胤(瑜子)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

或为五百人,

例一 陈武传:“修(武子)……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

例二 徐盛传:“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

或为四百人,

例 陈武传:“敖(武孙)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

或多至数千人,

例一 全琮传:“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

例二 董袭传:“拜别部司马,授兵数千。”

或人数不可考,

例一 潘浚传:“拜浚辅军中郎将,授以兵。”

例二 周泰传:“署别部司马,授兵。”

例三 蒋钦传:“拜别部司马,授兵。”

例四 甘宁传:“遂授宁兵。”

因才而任,不得一律。

诸将有功绩者,往往增授以兵,

例一 甘宁传:“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

例二 凌统传:“拜偏将军,倍给本兵。”

例三 程普传:“策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等,转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骑五十匹。”

例四 吕范传:“后从策……俱东渡,……策……收笮融,刘繇余众,增范兵二千,骑五十匹。”

例五 吕蒙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

不必限於原额也。

兵经授给诸将,即为诸将兵;惟诸将兵不尽出於授给,有全部为统将招诱敌军溃卒而得者,

例 吴志孙桓传注引吴书:“桓……从讨关羽於华容,诱羽余党,得五千人,牛马器械甚众。”

案 桓时为武卫都尉,(桓传注引吴书)所领乃中央兵,吴未受兵於彼也。

有一部分为统将受兵前所固有者,

例一 吕范传:“范遂自委昵,将私客百人归策。”

例二 甘宁传:“於是归吴。”

案 宁传注引吴书谓宁将僮客八就刘表,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欲东入吴,黄祖在夏口,军不得过,乃留依祖三年,客稍亡,祖都督苏飞白宁为邾长,俾便东去,宁之县,招怀亡客并义从者,得数百人,是宁归吴时,已有数百人也。

有一部分为统将受兵后随时募得者,

案 如鲁肃传谓肃“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是也。

授给复有直接间接之别,

案 直接授给,谓由主授给,前举诸例,均直接授给也;间接授给,谓由长官授给,如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载牧语有云:“陆丞相讨鄱阳,以二千人授吾。”是也。

然出於授给者实较不出於授给者为多,直接授给亦较间接授给为常也。

诸将兵例得归统将私有,生则终身将之,

案 朱异,蒋休等之失兵,皆有其特殊原因。(参看朱桓传,蒋钦传)

没则由亲属袭统,

案 如凌统死,二子幼,孙权养之宫中,命骆统暂统其众,后封凌统长子烈亭侯,还其故兵;(凌统传,骆统传)又吕蒙传谓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王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又孙皓传注引襄阳记载沈莹语有云:“我上流诸军,……名将皆死,幼少当任。”又诸将子弟之得袭兵者曰袭业,(孙奂传,全琮传,朱桓传)其初袭兵后以罪废者曰失业(蒋钦传):均足证亲属袭统,实为当时通则。其亲属弗克袭统者,多有特殊原因,如周瑜临殁,荐鲁肃以自代,(鲁肃传)鲁肃子淑为遗腹子,(鲁肃传)甘宁子坏以罪徙会稽(甘宁传)是也,实无碍於通则。

亲属袭统:一人独袭为常,数人分袭为例外;

案 陆抗五子分将,实为仅见之事,当由孙皓恶陆氏兵多,故分其势也。(陆逊传)

长子袭统为常,

例一 徐盛传:“黄武中卒,子楷袭领兵。”

例二 韩当传:“子综袭侯领兵。”

例三 锺离牧传:“子伟嗣代领兵。”

例四 潘浚传:“赤乌二年浚卒,子翥嗣。”注引吴书:“翥字文龙,拜骑都尉,后代领兵。”

例五 周泰传:“黄武中卒,子邵以骑都督尉领兵。”

例六 蒋钦传:“还,道病卒……子壹封宣城侯领兵。”

长子早死或已别领兵,则由他子袭统,

例一 吕范传:“范长子先卒,次子据嗣,据字世议,以父任为郎,后范寝疾,拜副军校尉,佐领军事,范卒,迁安军中郎中将。”

例二 陆逊传:“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抗字幼节,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

例三 诸葛瑾传:“瑾……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恪(瑾长子)已自封侯,故弟融(瑾第三子)袭爵摄兵业。”

案 恪不仅已自封侯,且先已受兵,(恪传)又瑾次子乔已出继诸葛亮(蜀志诸葛亮传)故融得袭统也。

例四 全琮传:“赤乌……十二年卒,子怿嗣,后袭业领兵。”

注引吴书“琮长子绪,幼知名,奉朝请,出授兵。”

无子或子幼弱,则多由弟若从子袭,

例一 蒋钦传:“壹(钦子)……临陈卒,……无子,弟休领兵。”

例二 潘浚传注引吴书:“(芮)玄兄良……卒,玄领良兵。”

例三 孙奂传:“兄皎既卒,代统其众。”

例四 朱然传:“叔父才卒,绩(然子)领其兵。”

例五 孙韶传:“权……见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统河(韶伯父)部曲。”

案 孙河凡四子,长子助次子谊早卒,三子桓四子俊当河死时俱幼弱,(孙桓传,桓传注引吴书)故韶以从子袭统河部曲。

亦有由兄袭统者。

例 孙韶传:“越(韶子)兄楷……代越为京下督。”

案 孙河一军,世镇京下,楷代越为京下督,不仅代其职实并袭统其兵也。(参看孙韶传)}

吾人於此,能不以吴诸将兵之授袭为变相的封建乎?作吴诸将兵传袭表。

吴 诸 将 兵 传 袭 表

⒈孙皎军(据孙静传,孙皎传,孙奂传)

孙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颢 瑜 皎 ⑴ 奂⑵ 谦

____|____

承⑶ 壹⑷

⒉孙河军(据孙韶传)

孙某

______|______

河⑴ 某

韶⑵

____|____

楷⑷ 越⑶

⒊诸葛瑾军(据诸葛瑾传,诸葛恪传,蜀志诸葛亮传)

诸葛瑾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恪(已别受兵) 乔(出继亮) 融⑵

⒋步骘军(据步骘传)

步骘⑴

_______|_______

协⑵ 阐⑶

⒌蒋钦军(据蒋钦传)

蒋钦⑴

_______|_______

壹⑵ 休⑶

 

⒍周泰军(据周泰传)

周泰⑴

_______|_______

邵⑵ 承⑶

⒎韩当军(据韩当传)

韩当⑴



综⑵

⒏凌操军(据凌统传,骆统传)

凌操⑴



统⑵

(骆统暂领)

__________

烈⑶ 封⑷

⒐吕范军(据吕范传)

吕范⑴

________|________

某(早卒) 据⑵

⒑朱然,朱才军(据朱治传,朱然传)

朱治

________|________

然⑴ 才⑴

|

绩⑵(备注 然本姓施,为治养子。才卒,绩领其兵。)

⒒陈敖军(据陈武传)

陈武

________|________

修 表

| |

延⑵ 敖⑴

 

⒓陆逊军(据陆逊传)

陆逊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早夭) 抗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晏⑶ 景⑶ 玄⑶ 机⑶ 云⑶

⒔全琮军(据全琮传,琮传注引吴书)

全琮⑴

________|________

绪(已别受兵) 怿⑵

⒕芮良军(据潘浚传注引吴书)

________|________

良⑴ 玄⑵

⒖潘浚军(据潘浚传,浚传注引吴书)

潘浚⑴



翥⑵

⒗朱桓军(据朱桓传)

朱桓⑴



异⑵

⒘徐盛军(据徐盛传)

徐盛⑴



楷⑵

⒙吕岱军(据吕岱传)

吕岱⑴



凯⑵

⒚锺离牧军(据锺离牧传)



锺离牧⑴



伟⑵

Ⅵ. 屯 戍

东吴北邻强敌,时虞侵伐,江浒之守,不得不严,列戍分屯,东西相属,举其著者:

⒈ 西陵

案 陆逊於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镇夷陵,(孙权传)是为设镇之始。黄武元年(二二二)夷陵更名西陵,(孙权传)黄龙元年(二二九)孙权迁都建业,徵逊辅太子登留守武昌,乃以步骘都督西陵代逊,是为西陵置督之始。(孙权传,陆逊传,步骘传)。骘在西陵二十年,赤乌十一年(二四八)卒,子协嗣。(步骘传,朱然传)永安元年(二五八)陆胤被徵为西陵督,胤寻转虎林督,(陆凯传)二年(二五九)陆抗都督西陵,建衡二年(二七O)抗转乐乡都督,步协弟阐继业为西陵督。(陆逊传,孙皓传,步骘传)凤皇元年(二七二)阐据城降晋被诛,(步骘传)张政为西陵督,晋杜预以计去之,留宪为西陵督,晋军克西陵,宪被杀云。(参看晋武帝纪,杜预传,及王浚传)

⒉ 江陵,

案 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孙权遣吕蒙袭据江陵,以蒙领南郡太守,是为江陵设镇之始。(参看孙权传,吕蒙传)蒙会卒,临没荐朱然自代,孙权假然节镇江陵,(吕蒙传,朱然传)朱然赤乌十二年(二四九)卒。(朱然传)其后江陵置督,为督者有张咸,(陆逊传)伍延,(孙皓传)晋军平吴,延被斩云。(孙皓传,晋书武帝纪)}

⒊ 乐乡,

案 朱然传谓然子绩“拜平魏将军乐乡督。”是为乐乡设镇置督之始。绩建衡二年(二七O)卒,陆抗继之,(朱然传,陆逊传)抗凤皇三年(二七四)卒,(陆逊传)孙歆为乐乡督,晋军平吴,歆被虏云。(孙贲传注引吴历,晋书杜预传)}

⒋ 公安,

案 诸葛瑾传谓瑾“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是为公安设镇之始,黄武元年(二二二)瑾迁左将军,督公安,(诸葛瑾传)是为公安置督之始。瑾赤乌四年(二四一)卒,子融嗣,融建兴二年(二五三)自杀,(诸葛瑾传,诸葛恪传,孙奂传)后为公安督者,有锺离牧,孙遵~云。(锺离牧传,陆逊传)

⒌ 巴丘,

案 陆凯於五凤二年(二五五)拜巴丘督,(陆凯传)当为巴丘设镇置督之始。凯后转武昌右部督,孙皓立,复都督巴丘,宝鼎元年(二六六)入为左丞相,翌年(二六七)右丞相万或出镇巴丘云。(陆凯传,孙皓传)

⒍ 陆口

案 建安十五年(二一O)鲁肃自江陵下屯陆口,为陆口设镇之始。肃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卒,吕蒙继镇,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陆逊代蒙,寻孙权定荆州,逊西镇夷陵,潘璋,吕岱复先后屯陆口云。(孙权传,鲁肃传,吕蒙传,陆逊传,潘璋传,吕岱传)

⒎ 夏口,

案 建安十四年(二O九)程普破走曹仁,还领江夏太守,治沙羡,为夏口设镇之始。(孙权传,程普传)后程普督夏口(孙皎传)为夏口置督之始。普卒,孙皎代督夏口,(孙皎传)皎卒,皎弟奂嗣;奂卒,奂子承嗣;承卒,承弟壹嗣;壹太平二年(二七五)奔魏,孙秀为夏口督,秀建衡二年(二七O)奔晋,鲁淑为夏口督,淑凤皇三年(二七四)卒,孙慎为夏口督迄吴之亡云。(孙奂传,孙亮传,孙匡传,鲁肃传 ,孙皓传)

⒏ 武昌,

案 建安二十五年(二二O)孙权自公安都鄂,更鄂名为武昌。(孙权传)黄龙元年(二二九)权迁都建业,留太子登镇武昌,以陆逊佐之,(孙权传,孙登传,陆逊传)自是武昌常为吴留都,嘉禾元年(二三二)登弟虑卒,登诣建业久住,陆逊独领武昌事。(孙登传,孙虑传,陆逊传)逊赤乌八年(二四五)卒,诸葛恪代逊,孙权乃分武昌为两部,以吕岱督右部。(陆逊传,孙权传,诸葛恪传,吕岱传)太元元年(二五一)恪被徵为太子太傅,太平元年(二五六)岱卒,陆凯自巴丘督转为武昌右部督。(诸葛恪传,吕岱传,陆凯传)后督武昌者,有徐平(左部),鲁淑(未详何部),范慎(左部),(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鲁肃传,孙登传注引吴录)甘露元年(二六五)孙皓自建业徙都武昌,惮慎,以为太尉,慎自恨久为将,遂托老耄,翌年(二六六)皓还都建业,留卫将军滕牧镇武昌。(孙皓传;孙登传注引吴录)后督武昌者,有薛莹(左部),孙述(未详何部),晋军平吴,述诣王戎降云。(薛综传,孙贲传注引吴历,晋书王戎传)

⒐ 半州,

案 甘宁传注引吴书谓宁“徙屯於半州。”是为半州设镇之始。潘璋自合肥还,遂屯半州,(潘璋传)黄龙三年(二三一)孙权子建昌侯虑屯半州(薛综传,孙虑传)后有张奋为半州都督云。(张昭传谓昭从子奋“至平州都督。”兹据钱大昕诸史拾遗引陈景云国志举正说改平州为半州。)

⒑ 柴桑,

案 吕范屯柴桑,(吕范传)为柴桑设镇之始。赤乌六年(二四三)诸葛恪自皖徙屯於柴桑,(孙权传,诸葛恪传)赤乌九年(二四六)陆抗与恪换屯柴桑。(陆逊传)太平二年(二五七)抗拜柴桑督,(陆逊传)为柴桑置督之始,后有柴桑督陆式~云。(陆凯传)

附言 徐盛守柴桑长,(徐盛传)不能谓为柴桑设镇之始。

⒒ 皖口,

案 贺齐於建安二十一年(二一六)出镇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贺齐传)是皖口已设镇矣。赤乌六年(二四三)诸葛恪自皖徙屯於柴桑,(孙权传,诸葛恪传,晋书宣帝纪)镇遂中废,后吴人大佃皖城,复为晋军所破云。(晋书武帝纪及王浑传)

⒓ 濡须,

案 建安十六年(二一一)孙权用吕蒙策作濡须坞,(孙权传,吕蒙传)为濡须设镇之始。建安十八年(二一三)曹操来攻濡须,周泰赴击,曹操退,泰留督濡须,(孙权传,周泰传)为濡须置督之始。后朱桓代周泰为濡须督,(朱桓传)桓后为濡须督者,有张承,锺离牧云。(张昭传,鲁肃传,锺离牧传)

附言 周泰任内,蒋钦曾暂督濡须,(蒋钦传)朱桓任内,骆统曾暂督濡须。(骆统传)

⒔ 牛渚,

案 孙瑜自溧阳徙屯牛渚,(孙瑜传)为牛渚设镇之始。建安二十七年(二一五)瑜卒,全琮屯牛渚,(孙瑜传,全琮传)后琮长子绪为牛渚督(全琮传注引吴书)实牛渚置督之始。绪后有牛渚都督何植云。(孙皓传)

⒕ 京下。(或称徐陵)

案 孙河为将军屯京城,(孙韶传)实京下设镇之始。河被杀於叛党,从子韶代领兵,仍屯京下,赤乌四年(二四一)韶卒,(孙韶传)顾承领京下督(顾雍传)实京下置督之始。承徙交州,韶子越为京下督,后越,兄楷代越,楷天玺元年(二七六)降晋,(顾雍传,孙韶传,孙皓传)楷后有徐陵督陶浚云。(孙皓传)(京下或称徐陵,据洪亮吉三国疆域志引元和郡县志说)

此外若建平,(陆逊传)丹阳,(晋书王浚传)信陵,(陆逊传)夷道,(陆逊传)中夏,(陆逊传,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吉阳,(晋书文帝纪)沔中,(孙奂传注引江表传,孙贲传)芜湖,(徐夫人传)扶州,(贺齐传)诸镇,或纪载较略,或关系较轻,兹不备述。

镇多置督,权重者称都督;

案 镇多置督证见前西陵等镇案语中,权重者称都督,陆逊传谓凯“五凤二年(二五五)讨山贼陈毖於零陵,斩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将军,封都乡侯,转为武昌右部督。……孙皓立,(二六四)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足证,盖凯前在巴丘,位卑权轻,后复至巴丘,则已位尊权重,故前为巴丘督,而后则为都督巴丘也。又如陆抗都督西陵,而继抗之步阐则为西陵督,(陆逊传,步骘传)抗为乐乡都督,而抗后之孙歆则为乐乡督,(陆逊传,孙皓传,孙贲传注引吴历)全绪以扬武将军为牛渚督,(全琮传注引吴书)何植则以牛渚都督入为司徒,(孙皓传)均足证。

常并置监军,所以防督将之恣肆也。

案 如西陵监郑广,(晋书武帝纪)武昌监刘宪,(晋书杜预传)(刘宪实留宪之误,参看晋书武帝纪及王浚传)夏口监军王蕃之类是也。(王蕃为夏口监军见蕃传)

数镇之上,常置大督,以一镇将兼之,

案 如朱然镇江陵,兼为江陵,西陵,公安三镇大督,(朱然传)陆抗为乐乡都督兼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是也。(孙皓传,陆逊传)

惟其直接所统,当仍仅本镇兵也。

戍兵多举家居镇,

案 吴兵多为世兵,一人入伍,常举家随之,(参看前聚集节)故如濡须戍兵妻子即居濡须坞附近之中洲云。(朱桓传)

且多久戍一地,

案 如步骘军戍西陵达四十三年,(二二九至二七二)孙河军戍京下约达七十二年。(二O四?至二七六)

安土重迁,宜其常能坚守而短於远攻也。

案 至吴末叶,诸营兵多浮船长江,贾作上下,(孙休传)孙皓复破“战士不给他役”之例,徵发赋调,烟至云集,致戍兵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陆凯传,孙皓传,贺邵传)於是兵心涣散,守亦难固,晋军一来,即向风瓦解矣。}

吴於内地要区,亦常置兵镇摄,统兵者多兼领其地政务,

案 如孙贲领豫章太守,(孙贲传)孙辅领庐陵太守(孙辅传)周瑜领春长,(周瑜传)韩当领乐安长,(韩当传)周泰补宜春长,(周泰传)皆统兵镇摄,兼领当地政务。

盖山越陆梁,萑苻时发,不能不有以填之。

州郡诸县及要地或置督,有州督,

例 孙皓传:“广州督虞授”

数郡督,

例 孙皓传:“三郡督何植”

郡督,

例 孙破虏吴夫人传注引吴书:“(孙)权征荆州,拜(吴)奋吴郡督都以镇东方。

数县督,

例 朱然传:“然尝与(孙)权同学书,结恩爱,至权统事,以然为余姚长,时年十九,后迁山阴令,加折冲校尉督五县。”

一地督之别,

例一 孙琳传:“虎林督朱熊”

例二 陆凯传:“永安元年(二五八)徵为西陵督,封都亭侯,后转左虎林。”

案 据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陈景云国志举正说,‘左’当作‘在’

惟以安内为主,与江浒诸督固有殊也。

Ⅶ. 奉 邑

吴於诸将之有功者,间赐奉邑,

案 潘眉三国志考证:“奉邑见史记河渠书,谓官所食,与封邑异。”其说良是;惟吴之奉邑与汉略异,盖据史记河渠书所载,汉丞相田玢仅食奉邑一县,而吴之奉邑,则常施及小官,且每人所食多至数县也。

或为一县,

例一 徐盛传传:“赐临城县为奉邑。”

例二 周泰传:“补春长,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复补宜春长,所在(指春或宜春)皆食其征赋。”

或为二县,

例一 吕蒙传:“以寻阳,阳新为奉邑。”

例二 孙韶传:“食曲阿,丹徒二县”

或为三县,

例 吕范传:“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

或为四县,

例一 周瑜传:“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

例二 孙皎传:“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

最多当不过四县也。

食奉邑者不必居高位;

案 如孙韶初仅一校尉,亦食奉邑二县。(孙韶传)

移镇他处者或转食他县,县数亦间有增加;

例一 吕范传:“曹公至赤壁(范)与周瑜等俱破之,拜裨将军,领彭泽太守,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孙)权破(关)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转以寻阳,怀安,宁国为奉邑。”

例二 吕蒙传:“以寻阳,阳新为蒙奉邑。……鲁肃卒,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隽,刘阳,汉昌,州陵。”

案 吕蒙初食二县,转食四县,是增二县也。

又诸将於其奉邑得自置长吏,

案 如朱治传谓:“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 又孙皎传谓:“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自置长吏。”

又孙韶传谓韶:“食曲阿,丹徒二县,自置长吏,一如河旧。”

又吾粲传谓:“孙河……得自选长吏,表粲为曲阿丞。”均足证。

惟不得以奉邑传后云。

案 孙韶食曲阿,丹徒二县,一如其伯父河之旧,乃由代河屯京城之故,非袭食也。

作吴诸将奉邑表。

 

吴 诸 将 奉 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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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邑者 所食县数 所 食 县 名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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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治 四 娄,由拳,无锡,毗陵 据朱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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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瑜 四 下隽,汉昌,刘阳,州陵 据周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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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肃 四 下隽,汉昌,刘阳,州陵 据鲁肃传,周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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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蒙 四 下隽,刘阳,汉昌,州陵 据吕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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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普 四 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 据程普传,孙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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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皎 四 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 据孙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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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范 三 彭泽,柴桑,历阳 据吕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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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范 三 溧阳,怀安,宁国 自彭泽等县转食 据吕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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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河 二 曲阿,丹徒 据孙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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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韶 二 曲阿,丹徒 据孙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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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蒙 二 寻阳,阳新 后转食下隽等县 据吕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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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泰 一 春 后转食宜春 据周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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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泰 一 宜春 自春转食 据周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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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盛 一 临城 据徐盛传

结 论

综上所述,吾人知东吴之兵特点有六,

⑴ 异族兵之特多

⑵ 兵种之复杂

⑶ 世兵制

⑷ 诸将兵之授袭

⑸ 屯戍之众多

⑹ 奉邑与诸将待遇之优渥

兹就其原因影响分别述之:

A. 原因:

⒈ 地势的原因 吴滨江立国,处处受敌:若防守不周,则覆亡可待,故萃中央兵於建业,而分戍诸将兵於各镇;又若诸兵人土不习,守心不固,则有溃散之虞,故采最足维系兵心之世兵制;且江浒内地,形势不同,都下镇戍,轻重有别,故因地设兵,兵种甚赜;至异族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此而不服,何以御外,胁而取之,则外实江防,内弭隐患,故异族兵特多:要之,地势的原因为最重要的原因。

⒉ 人口原因 吴时江表岭南,多未开发,人口密度,难比河朔,若仍袭徵兵旧制,则更番上调,不易周转,故采世兵制,有类管子制国之法;至胁取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盖亦由陆逊所谓“克敌宁乱,非众不济。”云尔。

⒊ 风尚的原因 东汉末叶,渐重门第,故袁氏弟兄,虽无大才,以其家四世三公,亦尝号召一时,拥兵据土;即曹操固亦三公之子,刘备则为帝室之胄;独东吴孙氏,起自商贾,孙坚事举未就,中道战死,策以一校尉渡江,权以一孝廉领郡,名位尚低,声望不著,其於群下,不得不以恩义相结,故有授兵制及奉邑制,而上下之分较泯焉。

B. 影响

⒈ 诸将因恩遇优渥,每视国利害若己休戚,大敌之来,常能效死,且部部相维,鲜能作乱;及其敝也,幼少将兵,国以覆焉。

⒉ 山越全部同化,长江下游遂永无异族,常为汉文化之保存所,汉民族之避难场。

⒊ 晋武帝创为特殊的封建制,盖阴师吴授兵之意,此特殊的封建制,酿成诸王之乱。

⒋ 吴诸将兵之授袭形成若干豪族,(如陆氏)此等豪族为构成六朝门阀之一种要素。

论述既终,触怀兴感,以旧史之芜杂失当,其待吾人之爬梳钩稽者,宁少也哉?余无似,徒效海滨之子,介贝为珍,难拟江浒之夫,沙金是拣云。
兴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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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四 2月 23, 2012 9:38 pm

三国人口辨析
孙祥伟 朱子彦

  【内容摘要】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时期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所控制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掌握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人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关 键 词】三国;人口统计;荫户;吏户;兵户
  【作者简介】朱子彦(1949—),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祥伟(1974—),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0.4.188—193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沿袭了东汉的户籍制度。在此种制度下,户口隐匿脱籍虽然严重,但国家所掌握的编户数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晋书》卷14《地理志》载:“至桓帝永寿三年(157),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此为东汉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又载:“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门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为西晋统一全国时所掌握的编户数量。然而由于《三国志》缺乏“志”的缘故,《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均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系统的户籍统计数字,故给研究三国时期的人门带来了极大困难。

一、三国人口统计史料的考证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户门数字并无正式的记载,散见于史书的原始史料大致有如下数条。
  其一,《三国志》卷33《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时蜀汉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
  其二,《三国志》卷48《孙皓传》注引《晋阳秋》:“(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门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时吴天纪四年,即公元280年。
  其三,《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及魏武皇帝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产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门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时吴赤乌七年,即公元244年。
  其四,《晋书》卷14《地理志》:“刘备章武元年(221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其五,《晋书》卷14《地理志》:“孙权赤乌五年(242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
  其六,《通典》卷7《食货·历代盛衰产门·丁中》:“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门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孙权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很显然,《通典》的叙述源自于《三国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或将数字简单相加,或稍加处理,使尾数略有差异(疑为抄错),并非资料另有来源。然而由此得出的“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的结论[1],长期五人能推翻。学者或不假思索地引用,如胡焕庸先生模糊地宣称三国时期人口为六七百万[2],或虽存疑虑但难以解决,如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明知“吾国调查之学不精,且更有种种原因,使版籍之数势必失实”,但他在该文内仍合计三国时期人口为7672881人。[3]其他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等,亦重复原有的结论。社会学介入历史学后,人口学专家在对中国人口史撰述的过程中,可能由于不够重视,也可能是入口统计学的构架模式难以用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故学者在叙及三国时期人口时,或回避,或以787万来作为标准,如刘铮等编撰的《人口统计学》就把三国时期人口定为787万。[4]
  事实上,《通典》由前列史料得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换言之,在之前列出的史料中的五个年代(公元221年、242年、244年、263年、280年)的数据,大部分甚至全部不可靠。笔者兹作如下考证:
  其一,蜀汉灭亡吋,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口户之比跌至1:4以下,令人难以置信。何况蜀汉仅凭十万带甲之士,全国九十四万口人,怎能与强大的曹魏抗衡?退一步讲,即便如赵文林、谢淑君在《中国入口史》中所论证的“将士吏人数不在民户之列”[5],也只能得出蜀汉灭亡时有“一百零八万二千”人。这样的结论与787万的总人口数相悖姑民不论。问题是,蜀汉的户口数大有可疑。《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云:“刘备章武元年(221),……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既然章武元年就有户20万、口90万,过了42年之后的后主炎兴元年(263),还只有户28万、男女口94万,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吗?在三国中,蜀汉的版图最为狭小,仅占有东汉十三州中的益州。其中,占地面积极为广袤的南中亦在益州境内。东汉末年,被衣冠士族视为蛮荒之地的南中,虽名义上归属益州之域,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无论是刘焉、刘璋父子,还是刘备都难以有效地统治南中,更遑论占有其人口,蜀汉建兴三年(223),诸葛亮亲率大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才最终平定了南中。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此次用兵,大有斩获。战事结束后,“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至蜀,分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诸葛亮的后继者,如安汉将军李恢亦秉承诸葛亮的做法,不断地从南中徙出入门,并掠取大量的战略物资。“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除尽恶类,徙其豪帅部曲。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6]
  另外,诸葛亮执政后,采取了发展生产、奖励农耕、注重水利、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措施。史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7]历史事实表明,诸葛亮治蜀期间,既开发了南中地区,又有发展生产和繁荣社会经济的措施,而人口在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增加,岂不令人生疑?因此,笔者认为王隐《蜀记》所载蜀国灭亡时的户口数是可疑的,不是蜀国隐瞒了户口数,就是王隐所据失实。如果王隐所云户门不误,以每9人要养活和供应兵吏1.5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不如军阀割据时那般频繁惨烈,大屠杀更是罕见,加之大量躲避战乱的人口向南迁徙,这样的增长率是说不过去的。
  其二,吴国的户口数也同样可疑。《晋书》卷14《地理志》云:“孙权赤乌五年(242),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卷48《孙皓传》注引《晋阳秋》:“(王)浚收其图籍,……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如以《晋书》所载的赤乌五年的户、门数同《晋阳秋》所载天纪四年(280)的户、口数比较,可以看出从赤乌五年到孙吴亡国时,经历了38年之久,东吴的户数没有增加,口数反而减少了十万之多。又《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云:“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曰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文献通考·户口考》亦载此条,唯“兵户九十三万二干”句,作“户凡十三万二千”,笔者疑误凡为九。今标点本《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此句作“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似系据《通考》而改。但这样一改,东吴合兵户才十三万二千,尚不及西蜀之户数,显系误改,似仍应以“兵户九十三万二千”为正。东吴在赤乌五年只有户“五十二万三千”,仅仅过了两年时间(朱照口所云魏正始五年即东吴赤乌七年),就增加到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户数几乎增加一倍。何以会增加的如此之快?蜀国灭亡之时,户口数为“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比朱照日所上东吴“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之数要少得多,何以朱却说“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另外,当魏灭蜀之后,两国合计的户数为“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如果朱照日之说可信,岂不是吴国的户数相当于魏、蜀两国之和吗?足见朱将军所云的吴国户口很成问题。①
  其三,公元263年的魏蜀两国产口合计数减去蜀国户口数之后,魏国就只剩下66万多户,400多万口。三国之中,魏国最为强大,占有东汉13州疆域的9
州。如此广袤的面积,“东汉时代这一片地区人口几乎有吴蜀地区人门总和的两倍”[8],不太可能减少到只比孙吴户门稍多一点的地步。据高敏先生考证,关于曹魏户门的数字,完全是依据《帝王世纪》所讲的魏、蜀二国合计的户口数字推算出来的。
  总之,史料所显示出的三国时期的户口数,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数量太少。如果说魏国的户数少到只比吴国多一点,还能用黄河流域持续不断的战乱、天灾、人口迁徙等原因来解释的话,那么南方蜀、吴两国户口之少就怎么也说不通。战乱、灾害对南方的影响远不如对北方那样严重,况且由于北方移民的迁徙,南方人口理应有所增加,怎么可能不增反减呢?因此,对蜀、吴两国口户数的质疑是合理的、有必要的。有人提出,蜀国的户口数根本不是当时的数字。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道:“后主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此所云‘后主’指被东晋大将桓温迫降的成汉国主李势,非指刘禅。……刘禅所送降簿,当因钟会之乱毁灭。《册府元龟》所载章武户口,亦当只是对州府供赋役数耳。”[9]这种说法存在着可能性,但毕竟缺乏相关的史料佐证,当然,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提出若干假设可能已经是学者的极限了,不应过于苛求。
  由于原始文献资料有限,尽管大家都觉得这些户口数有问题,却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有人认为在三国户口中,魏国基本符合事实,吴蜀两国偏低,同时三国都有某些非统计对象漏阙,因此三国人口总数可能超过了1000万。[10]此说虽比以往进了一步,有了比较具体的结论,但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户口基数。特别是认为魏国的户口数基本可信,更缺乏说服力。

二、三国实际人口数量的分析
  质疑三国时期实际人口数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就是我们必须对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人口数量作一番大致的比较。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门之统计》中指出:“东汉初视西汉全盛得三之一,三国视东汉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视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视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视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较也。”[11]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因大规模战争导致的人口耗损不足为奇,而无论东汉初年,唐初,宋初,还是清朝初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人口大致均减少为鼎盛时期的1/4至1/3。惟有三国时期,人口竟然减少到东汉永寿三年(157)统计时的1/7,殆不可解。如果说三国是由治人乱,那么隋人唐,五代人宋,明人清吋的乱世比之三国时期毫不逊色,引起三国人口数量剧减的因素一个不少地影响着其余乱世,怎么能用“天灾人祸”就解释清楚呢?唯一的理由,只能是统计数字出了问题。
  总之,三国期间户口数字如此之低,完全不符合当时人口的实际,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未列入户口登记。这些未列入户门登记的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世家豪族荫附户门对封建国家人口的分割。
  在曹魏统治的中原,蜀汉统治的益州,以及以世家豪族作为政权基础的东吴,“荫户”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除去列入“兵户”的部曲,并考虑到各地荫附私家佃客程度的不平衡,而不以世家豪族势力最盛的中原及三吴地区概其全貌,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三国时期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约294.6万余户、1534.4万余口。
  第二,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的编户。
  曹操早在建安元年(196)即开始于许下募民屯田,后又推广于各地。民屯上的典农官是独立于郡县之外、白成系统的,屯田上的劳动生产者另立户籍,不在封建国家编户之内。蜀之“都农”、吴之“屯田都尉”亦均独立于郡县之外白成系统。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晋初废除屯田制后,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重新统一全国时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口数增加了110.7%,即8490982口。增加的户口大部为原屯田客转为州县的编户,也就是罢屯田以前的屯田客的户门数。
  第三,“兵”、“吏”不属州县管辖。
  有关这一问题,笔者与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门史》,王育民所著《中国人口史》以及葛剑雄所著《中国人口史》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户口统计时应分为“户”、“兵”、“吏”三类。然而,《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局限于州郡县的编户,而缺少“兵家”与“吏家”,自然不全面。赵、谢二人虽意识到“兵”、“吏”在户之外,却缺乏更深入的研究,最显著的是将“口户”与“兵”、“吏”简单叠加,忽略了兵家吏家皆有门。王育民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即兵、吏既然分开,“兵”当有“兵户”,“吏”亦当有“吏户”。“倘以此数通计之,则23万吴兵约含98.9万门,10.2万蜀兵约含43.9万门。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其兵户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即357.8万余口。”[12]
  “至于吏户,据吴永安元年(258)景帝诏令‘诸吏家有五人’一语推断,吴吏3.2万,当16万门,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占1.39%,魏折衷以2.83%计,吏当为12.5万余户、62.5万口。三国总计吏户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13]
  第四,少数民族大都不在州县编户之内。
  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与王、葛分著《中国人门史》,均对少数民族不在州县编户内做出专门论述。位于三国管辖地区(大致在原东汉管辖范围内)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有夫(扶)余、东沃沮、高句丽、挹娄、乌桓、鲜卑、匈奴、室韦、羯、氐、羌等,加上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赵、谢在考证每一个部族可能存在的人数后,认为少数民族总数“共约四百七十四万”[14]。而王育民对少数民族的估计,则不同于赵、谢二人,认为:“曹魏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少数民族人迁数字,估计应在全部人口的1/5以上。至于南方,散居于益州南部的南中各少数民族,其居住地区占蜀领土的一半以上。分布地区遍及东吴南北广大领域的山越,人数更多。②……三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全部人口,估计不会少于政府州县编户的1/4,即36.7万户、191.8万余口。”[15]
  王育民的结论是:“综上所述,三国时期从政府分割出来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上的生产者屯户,郡县编户之外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等不属于郡县管辖下的人户,已远远超过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再加上郡县编户中广大自耕农因逃避赋役而流亡的逃户、漏户,封建国家地方行政机构郡县所能直接控制的人户仅仅是整个户口数的一小部分而已。”[16]
  按照对这四类未被纳入编户人门的分析,王育民将其相加,再加上原有的州县编户787万,得出了三国末期实际人口的估计数有近3800万(3798.8万)人,而三国初期(公元220年)入门约475.2万户、2653.9万人。[17]在此基础上,葛剑雄对王育民研究中不够细致的地方做了补充,些许错误做出了更正,如吏户户口1比5的不严谨;③对少数民族的估计显得随心所欲等。总体来说,葛是在王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推敲,对统计数字进行了再分析与适当调整,得出三国末期应有3000万人[18],而东汉三国期间的人口谷底大致在2224万—2361万之间的结论。[19]可以说,从各类未登记入户口的人为切人点进行的人口估计的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推论已经是相当细致了。毕竟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得到更确切的数据是不可能的。
  然而,根据东汉永寿三年(157)的统计数据,运用统计学原理的赵文林、谢淑君二人通过精细的计算,统计出三国不同时期的口户数。他们的方法是按照“6.6的日产比”进行乘积[20],加上他们自己估算的少数民族数量,得出三国末期人口在1800万,而三国时期人口谷底为1400万的结论,这显然与王、葛二人分别得出的结论相去甚远。虽说是“估计”,但差距如此明显,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是谁错了呢?
  从结论上说,笔者更倾向于王、葛二人的估算,更确切地说是葛剑雄先生的推算,赵、谢的估算是错误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用统计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更科学,但人口估算差异在1000万以上显然是值得探讨。
  关键在于,赵、谢二人参照的计算依据是东汉永寿三年(157)的人口统计数据,即东汉政府统计的“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的数据来进行的。东汉时期的赋税制度,使隐匿户口大幅增加。所以东汉政府统计的人口数字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整个中央集权时代,在清雍正以前,人口统计数量均少于实际人口数量,这是一个共识,差别在于程度而已。那么,赵、谢二人所得出的人口数量,事实上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当时政府所掌握的入门数量,即在册编户数。也就是说,是当时官方应当掌握而实际没掌握的人口不在其内。至于为什么没有掌握则很容易理解,三国时期不同以往,人口流动太频繁,加之战乱与各种灾荒,使政府官员在军政大事外,无法考虑到进行人口数量的清查。
  而王育民与赵、谢二人不同,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所有的隐匿户口,也就是说,是一个真正的“三国时期实际人口估算”。按照他的四种未列入官方统计的入门计算的类别,除了过着流民生活的少量群体④,以及极少数占山为王的土匪外,几乎不存在未被归纳入“三国时期实际入门估算”的人群。当然,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也许双方的结论都不无道理。我们不妨将赵、谢推算三国时期人门谷底1400万与东汉永寿三年(157)5600万的官方数据相比,同时将葛剑雄判断的三国时期入门谷底2200万与东汉实际入口峰值超过6500万相比,前者1:4,后者接近1:3,可以说都是符合战乱后人口减少到鼎盛时期的1/4到1/3这一规律的。所以,赵、谢二人得出的1400万与1800万的数据,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并非不合理.只不过,我们认为葛、王统计隐匿户口的方法更为可取。总之,要确切地考证出三国时期人口的具体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学者要做到的,只是在遵循史料、合理分析、严密论证的基础上,给予三国时期人口数量一个大概的估计。

三、三国人口减少的原因
  有关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虽然可用“战乱”、“天灾”等笼统模糊的字眼来概括,但毕竟过于简陋。不仅如此,任何一次战争爆发,尤其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都会引起人口数量的大幅减少。但是如果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也不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事实的真相。
  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对我国古代历次大规模动乱所引发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的原因,做过非常深刻的分析:“盖扰乱既亘二二十年,则仕者涂膏血于原野。举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无以为继,一也;壮者既去,老弱妇女势不能存,二也;血肉满地,疠疫缘生,三也;田弃不治,饥馑相随,四也;……则当代之人,未能有存其半也。”[21]这四条人口减少的原因,在三国时期的乱世中可以说是条条切中要害,一个不少。例如曹操赤壁兵败,与士兵水土不服,军营之中疫病大流行有很大关系,《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赤壁之战,兵力处于劣势的孙刘联军击败兵力绝对占优但患上严重疫病的曹军。曹魏阵营发生的疫病远不止这一次。正如曹操在建安十四年七月的辛未令中所言:“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22]建安二十二年(216)又发生大疫,使“建安七子”一下子死了四位。⑤曹植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23]。再如乱世田弃不治,粮食减少引发的大饥荒,不仅对军队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致命的打击。曹操军队没吃的,程昱供他三天伙食,餐餐混有人肉;袁绍的部队在河北吃桑椹;袁术的部队在江淮,靠蚌螺水草过日子。刘备被袁术打败后,“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24]。更痛苦的是老百姓的生活。董卓之乱,民不聊生,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自李催、郭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25]以至于曹操看清形势,实行屯田制度,百姓蜂拥而至,也不管徭役多重,口子多苦,真是乱世有一口饭吃足矣。
  对于人口数量的非常规减少(正常战争以外的屠杀),曹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屠伯。陶谦部下杀了曹操的父亲,初平四年(193),曹操为父报仇雪恨时,“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催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26]。在曹操征战过程中,凡曹军攻破城邑,就实施屠城,不仅全城丁壮被戮,即使妇孺亦不能幸免。以后曹操又下令:“凡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27]即敌方必须在曹操大军包围城池前放弃抵抗,否则即使投降也照杀不误。
  此外,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凡斩首七万余级”.次年他自己也承认:“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悽怆伤怀。”[28]
  事实上,对于任何涉及古代人口书籍的撰述而言,要考证清楚每个朝代的人口波动状况,人口峰值、低谷等具体数字虽然重要,但过于“求实”,为数字而数字,甚至锱铢必究,恨不能把古代人口还原到千位、百位甚至个位数不仅是毫无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认为,对于乱世来说,在研究基础上估算出大概的人口数量,目的在于拨开入门数量减少的面纱,展现出社会真实风貌的端倪。例如以曹操两次屠杀而论,就不可简单化:前一次屠杀多半为仇恨状况下的率性而为,充分展现了曹操个性中残暴的一面;后一次屠杀袁军七万多人,可能多半为无奈之举: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决战,全靠烧了袁绍的粮草才取胜。自己部队的粮食尚且不够⑥,怎有余粮“接济”七万袁军?养不起,只能杀。此时曹操连暗通袁绍背叛自己的部下都能容忍,又怎会随意对道义上并不理亏的敌军降卒痛下杀手呢?何况曹操一向以化敌军为己军为能,这一次例外,实属无奈。
  总之,三国时期人口的大幅度缩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证实人口数量减少的基础上,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三国时期的经济状况、军队数量、政局变化,能够对了解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产生有利的影响,才是研究三国时期人口数量最大的意义。

注释:
①参阅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5—355页。
②王育民先生的论断完全符合实情。孙吴政权不断遣将征讨山越,检刮人口,补充到不少山越士兵。仅据《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所载,即可窥其一斑:“(诸葛)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民闻(胡)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山越)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③《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载,吴主孙休于永安元年十一月下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不从。”从吴主诏中可见,吏家人口或三人,或五人不等。而王育民的吏户户口是1:5,取的是最高值,故葛剑雄认为此说不严谨。
④按:《三国志》卷11《田畴传》载:“(田)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据此可推知田畴之辈率宗族入深山丛林之中居住,已不属于官府管辖,自然也不属于国家的编民。田畴控制五千余家,按每家四至五口计算,当有数万之众,此类状况,于汉魏之际,当不在少数。
⑤曹丕《与吴质书》中言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幹)、陈(琳)、应(瑒)、刘(祯),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见曹丕:《与吴质书》,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卷42,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5页。
⑥《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载:“公闻(许)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可见曹军军粮已即将告罄。

参考文献:
[1]《通典》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丁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8页。
[2]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3][11][2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00、904、902页。
[4]刘铮、邬沦萍、查瑞传编:《人口统计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5][8][14][20]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82、91、20页。
[6]《三国志》卷43《李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
[7]《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袁子》,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36页。
[9]常璩、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7页。
[10]洪建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我国人口惊人耗减问题初探》,《人口研究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
[12][13][15][16][17]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8、128、130、130、131页。
[18][19]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47、448页。
[22][28]《三国志》卷1《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22页。
[23]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51页。
[24]《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4页。
[25]《后汉书》卷72《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1页。
[26]《后汉书》卷73《陶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9页。
[27]《三国志》卷14《程昱传》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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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主东吴)

帖子兴平建安 » 周三 10月 03, 2012 7: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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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资源】三国研究书籍及学术论文一览(不定期更新,主东吴)

帖子兴平建安 » 周六 7月 27, 2013 2: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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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jianan13admin » 周日 9月 28, 2014 6: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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